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家群体的职业精神之探讨
摘要：通过对曾在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任职的洪有丰、桂质柏、戴超、柳诒徵等9位图书馆学家的生平事迹的梳理，探讨其思想主张和实践活动背后的精神实质，将近代图书馆学家的精神总结为：责任力、专业精神与恒持之心。
关键词：中央大学图书馆
近代图书馆学家
图书館精神
分类号G259.29
DOI
10.16603/j.issnl002-1027.2016.06.018
1.引言
国立中央大学的前身为创办于清末的三江师范学堂（1905年易名为两江师范学堂），经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5-1923）、国立东南大学（1921-1927）、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7-1928）、江苏大学（1928.2-1928.5）各历史阶段，最终成为一所综合性的公办大学——国立中央大学（1928-1949）。
国立中央大学（以下简称中央大学）图书馆的历史则以“南京高等师范阅书室为起点”，最初设于学校行政用房的“口字房”东楼下，仅一间阅书室，储中西书籍数千册，洪有丰（字范五）为第一任图书部主任。1921年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筹建图书馆，以募捐方式筹措资金。1924年，命名为“孟芳图书馆”的新馆正式开馆，图书馆始有独立馆舍。其后校名屡更迭，图书馆亦最终随之定名为中央大学图书馆。
20世纪20-30年代，是中国高等教育兴起及平稳发展时期，也是大学图书馆事业的重要成长期。除有大量近代图书馆涌现并走向鼎盛，第一批留学海外的图书馆学人也归国参与到图书馆的事业建设和理论研究中来，并出现了早期的图书馆学教育，如1923年东南大学开始举办暑期图书馆学讲习班。在这一阶段，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学术体系逐渐形成，图书馆实践活动也趋于丰富、活跃。本文梳理曾在中央大学图书馆任职的著名图书馆学家的生平事迹，总结他们的思想主张和实践活动，以反映这段图书馆事业史，弘扬先辈的图书馆精神。
2.受聘于中央大学的图书馆学家群体的实践特点
在中央大学图书馆这所建筑现代、藏书丰富的馆舍内，以洪有丰为代表的一批近代图书馆学家群体，在图书馆实践活动上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2.1丰富的学术背景
他们中有传统的目录学家、文献学家，如柳诒徵原为清末秀才，后就读于南京钟山书院、江阴南菁书院、三江师范学堂，师从名儒缪荃孙。他曾先后受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史学教授，并主持该校国学图书馆。追随柳诒徵的范希曾（字来研）也是《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年刊》的重要作者，曾任国学图书馆编辑部兼保管部主干，其代表性著作有《评清史稿艺文志》《书目答问补正》等。
他们中也有第一批留学海外的图书馆学家，如1920年代早期，毕业于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并最早在国会图书馆任职的华人图书馆员洪有丰；以及两度赴美国学习，并在早期的近代图书馆学界享有较高声誉的戴超（字志骞）②。
此外，还有受益于近代图书馆学教育的早期毕业生们。如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后赴美获得图书馆学硕士、博士学位，有“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博士”之称的桂质柏③。也有来自最早一批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毕业生，如蒋家襄（字一前）、卢震京先后毕业于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均师从李小缘，一任中央大学图书馆西文编目员，一任中央大学农学院图书馆主任。
2.2多样化的社会角色
民国时期的大学图书馆馆长，多为有声誉的学者，有的还在学校中担任教职。如洪有丰既为图书部主任，也兼教育科的图书馆学术集要课程教授。柳诒徵为文史地学部的历史、国文教授，兼主持国学图书馆。他们多数还参与创办地方性的图书馆协会，在全国性的图书馆协会中扮演重要角色，担任多种社会职务，如戴超曾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图书馆教育组主席、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执行部部长；中华图书馆协会的董事之一洪有丰，亦任南京图书馆协会主席、江苏图书馆协会会长等职。
但是因为时代和学校发展不稳定等因素，即使著名的学者也曾中断他们的图书馆生涯。作为普通的图书馆员，没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薪金也低于学校教员，仅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他们的职业也常常变化。如朱家治（字慕庐）在金陵大学求学期间，半日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任职，半日到金陵大学上课。1920年起他正式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工作，是最早在这所图书馆工作的图书馆专业人才之一。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南京图书馆协会、江苏图书馆协会，也有他的身影出现。但是1927年东南大学停办后，他辗转于党务学校图书馆和国民政府外交部图书室，工作了十年，勉强继续从事着管理图书的工作。抗战八年期间，他返回故乡徽州，担任中学英文教员，数地兼课，为家庭生计奔波。直到1945年，以临时大学补习班教员的身份返回南京，一年后才得以重回中央大学图书馆。对于当时普通的图书馆员来说，能以馆员、科员、教员的身份，没有远离教育行业，已属幸运。毕业于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的童世纲，曾短暂供职于中央大学图书馆，他的图书馆生涯更具传奇性。1930-1940年代，他成为张治中的中英文秘书，后由张治中推荐，入职重庆中央统计调查局任专员，因不能施展所长，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946年前往美国，他才重新回归图书馆行业，先协助裘开明管理哈佛燕京图书馆，又协助胡适管理普林斯顿大学东方图书馆，勤勉经营20多年，使该馆成为美国收藏中国图书的第二大机构，他自己也因在图书馆事业上的贡献而被后人铭记。
2.3开创性实践活动
早在中华教育改进社活跃时期，图书馆学界已有专业人才加入其中，借此全国性的机构为平台，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戴超曾连任三届图书馆教育组分组会议主席，朱家治在四次年会中也出任了三次分组会议书记。1922年第一届年会上他们提出的“中国师范学校及高等师范应设图书馆管理科案”“推广学校图书馆案”，和1924年第二届年会上提出的“组织各地方图书馆协会案”，在其后都得到切实执行，有力地推动了独立的图书馆协会的成立。
1925年，全国性的图书馆组织——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戴超任执行部部长，洪有丰任董事，朱家治、施廷镛、柳诒徵、蒋一前、桂质柏均在协会专业组中任职。此后，中华图书馆协会以年会提案的方式呈请国民政府教育部，有力地促进了图书馆学课程和系科在高等院校中创建。
在早期的图书馆学普及上，他们也发起不少开创性的活动。1920年夏，戴超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短期培训班之始，也是中国图书馆界由学习日本转向学习美国的标志性事件，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1923年夏，洪有丰自编教材，请本馆馆员施廷镛（字凤笙）、朱家治出任教员，并延请校外图书馆学家李小缘、刘国钧、杜定友等，在东南大学暑期学校开办图书馆学讲习班。“时因江浙一带，图书馆学讲习系属初创，故听讲者众多，讲习班于次年、第三年暑期连续举办，直至洪有丰离任东南大学。
由短训班至大学系科，由地方协会至全国组织，他们的实践活动使得这段时期的图书馆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动气息。有学者认为，近代图书馆行业逐步完成“专业化”的过程，即是在建立专业协会后，又试图通过推动大学专业教育达到专业化的目的。中央大学的图书馆学家群体，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与实践者。
3.曾任职于中央大学的图书馆学家群体的实践精神
3.1责任力
在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家身上体现的，不仅是一种责任心，更是在强烈的责任心下所产生的紧迫感，并由此产生的行动力，可称之为“责任力”。强烈责任心的产生，源于教育救国的信念。早期的图书馆学家兴建图书馆，其根本出发点是图书馆具有教育功能，是重要的教育机构。他们倡导图书馆开放的思想，使藏书用于人民，就是想以图书馆事业促进教育事业，以教育振兴国家。然而仅仅倡导是不够的，更需要他们身体力行地去实践自己的理念。
1919年戴超第一次留学回国，即提出建立“有实用之图书馆”，不应出重价购善本稀珍，而应先购置实用的有参考价值的书籍。后来，他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起国内第一个图书馆参考部门，并率先实行开架阅览制度，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的现代图书馆理念。
早期图书馆学家在学习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同时，也不断根据自己的实践活动，修订出适合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规范。1926年洪有丰写就《图书馆组织与管理》一书，概括图书馆建设的基本内容为“创设与经费、建筑与设备、馆员与职务”，及各部门工作流程诸方面。书中的实务部分细至馆内书架、桌椅的形制和陈设，以及书标、登录卡片、书片袋、借书证等设计范式，均用文字加图片方式呈现。金敏甫给予该书高度肯定，他说虽然在洪氏之前已有图书馆概论方面的图书出版，但其作者于图书馆事业“并未实地办理”，而洪有丰却是“本数年来办理中国图书馆之经验，以及教授之心得”撰写此书，所以尊“此为中国图书馆学之创始。由此可见，当时的图书馆学家们更为注重实践的态度。
1932年8月，桂质柏受聘为中央大学图书馆主任，提出应设立大学图书馆的建设标准，即藏书多少问题（藏书量）、书籍流通问题（流通量和开馆时间）、财政问题（经费管理）和馆员问题。他还列举当时美国各大学的生均藏书量，并提议“教育部应可颁令大学图书馆，最低之书籍数；及以后仍须逐年加增之规定。时至今日，他所提这四个问题，仍是考核一所大学图书馆的重要标准。1933年4、5月间，沈祖荣受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委派，调查国内图书馆状况，对于当时南京的中央大学图书馆，他评论道：“近来该校各科系订购新书甚多，故馆员工作特别忙。同时借出书籍数量日增，限期延长，开馆阅览与参考时间亦加长，均为该馆对服务上谋求改进之新规划。”又提及“该馆藏书骤增，后屋已不敷用。现该馆扩充馆舍安设新书库之计划，已着手实施。这年7月，图书馆扩建工程开工，计140日全部完竣，面积较前略大二倍，可藏书八十万册。据《国立中央大学十周年纪念册》所载，西迁之前，图书馆藏图书、杂志已达40.7万余册。20世纪70年代，桂质柏回忆自己执掌中央大学图书馆的经历，仍认为那是自己最辉煌之时期。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是他依循自己的理念，以富有创见的实践活动，带领中央大学图书馆走向了西迁之前的鼎盛时期。
3.2专业精神
图书馆学自于国内发端，便不断有质疑之声：图书馆学到底是不是一门学科，有没有理论价值，还只是实践的累积、经验的归并；图书馆工作到底有没有专业性，还只是技能性的，培训几日便可上岗。这是因为图书馆员的工作是幕后的，不为人所见的，而读者只需方便检索，轻松获得资料，并不需要看到这些无形的工作。但事实上，“图书馆为文化之宝库，而图书馆员则为司此宝库键钥之人，对于各种图书，须有整理、庋藏、编目、分类、流通诸手续，语其详细，实为一专门之学。”而以图书馆为职业，以图书馆学为研究领域之人，不仅须有专业知识，还需有精神支持在其中。
近代图书馆学家的专业精神，概括起来应包括三方面的含义：
一为专业素养。中央大学图书馆历史上的图书馆学家群体，具有丰富的学术背景，不仅有相当的图书馆专业水平，也在其他领域的研究中别有专长。即使一些普通图书馆员，虽未能在图书馆学领域内获得学历上的进修机会，但仍凭借兢兢业业的工作和坚持不懈的学习，达到了专业水平。如施廷镛并无高校文凭，连相当于大专的证书都没有。他的家人回忆道：“父亲青年时代是因为对‘图书目录学’怀有极大的兴趣而调入图书馆工作的，此后一生致力于古籍研究整理工作。”“他原先学的不是这一行。可是，他一人行就深入钻研，显露出特立独行的风格，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施廷镛的独特贡献，就是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编制了各种类型的目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对目录、版本的理论研究。在清华大学工作期间，为解决中、日文藏书分类及新旧图书统编问题，施廷镛编制了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分类法》和《著者号码表》。其分类法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为序，分八大类，“每类中亦有十进十分之法，而实际已有千位，大類且属八分，较之杜威，大不相同”，且已具有字母、数字混合使用的雏形。此分类法在当时得以推行，曾与刘国钧编制的分类法并称“施法”和“刘法”，时至今日，东南大学图书馆所藏民国图书上，仍能看到标有该分类法的书卡等。
二为对专业的热爱，对书、对图书馆、对图书馆学的热爱，是为程焕文教授所说的“四爱”中的“爱书”（嗜书如命的精神），但也不全是如此。古之私人藏书家，爱书如命，却显然与现代图书馆馆员的方式不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以“智慧与服务”为校训，可见图书馆员的爱书方式，并非私人之爱，而是爱书之用于人。
柳诒徵任国学图书馆馆长时，开创了读者住馆制度，只要房间允许，读者可以申请住馆阅读书籍。学者蔡尚思想要编著大部头的《中国思想史》，决定按照《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从汉代到民初逐本阅读下来，于是自1934年9月起的一年时间及以后几个暑假都住在国学图书馆内。1935年9月，蔡尚思受聘上海沪江大学，向柳诒徵辞行并再三感谢，柳诒徵却回答他说：“在我主持这个图书馆十年后，才得到您来把馆藏集部图书的蠹鱼弄死或赶跑……我倒要大大地感谢您哩。”恰是因为“爱书”，才使“每本书有其读者”的现代图书馆思想出现在这所传统的旧式图书馆中。而蔡尚思能够按照图书目录“循图索骥”般地通读完历代文集，是因为当时全国图书馆中只有国学图书馆整理出版了全部善本、普本合编的总目。早在1923年，柳诒徵就向当时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历史研究组提出“拟编全史目录议”提案，即“以经、史、子、集及近出诸书，外国人研究吾国史事之书，推之图谱、器物凡与史事有关者，均为条举件系，汇引一编。”学者想要知道某朝某类之史，只需“按目而求，尽得其原料之所在”。出任国学图书馆馆长后，他以史学家的角度想要合编新旧书刊、中外书籍的思想终于得到实践。1933-1936年，柳诒徵在王焕镳等人协助下，清点国学图书馆22万件馆藏，编撰成《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及《补编》30册，其编制方法的突破性、实用性，及书目体系的容纳量都受到当时图书馆界的肯定。1920-1930年代的南京图书馆界，规模较大的图书馆的馆长，特别是大学图书馆的馆长，均有海外留学、学习过西式图书馆学的背景。柳诒徵却是传统的学者，但他主持国学图书馆后的各项措施，却将这所以善本古籍为主要藏书的传统图书馆，带上了开放的、积极服务于读者的、研究性的现代图书馆之路。除建立“住馆制度”、整理编印馆藏目录，他还影印古籍，与全国各地的单位或个人交换，以扩充馆藏。他创办的国学图书馆年刊，成为当时目录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如其学生范希曾的主要著作均发表在该刊之上。范希曾也是《图书总目》编纂的主要参与者，正是因为编纂总目，他才得以遍阅陶风楼所藏八千卷善本秘籍，以及各家抄本、稿本、校本，加上老师柳诒徵的指导，才有《书目答问补正》五卷流传至今。在后辈学者看来，“担任大图书馆馆長”时间最长的柳诒徵，他的爱书精神，不仅仅是他检书、理书、终日读书并数次以身护书的精神，更是他对与他一样爱书的人的深切关爱，正是这种爱“爱书之人”的精神，才是近代图书馆学家真正的专业精神。
三为对专业的自尊自重。1922年朱家治在《新教育》发表文章，讨论图书馆员对于图书馆建设的重要性。他说，“盖设一有形式之图书馆不难，设一有精神之图书馆洵非易事。注精神于图书馆使为教育之紧要机关，非他，即图书馆员是也。”他认为，能完成这样的责任的图书馆员，需要具有“学问”、“特长知识”、“无私”、“社会观念”等一系列素养，最后一点他强调说，“以图书馆为职业，明事理之中心点”是“信仰，即自信其事务”。
在这里，“信仰”说的是一种工作态度。那些在图书馆工作，努力精研，自成一家者，他们对于图书馆工作的态度，可以说是一种艺术家的态度，是追求真善美的境界的态度。用杜定友的一段话来理解，是“因为他有一个最高的理想，永远要求进步，永远有所追求。但对于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作品，却敝帚自珍，他欣赏自己小小的收获，满意自己艺术园地里的欣欣向荣，就在这样的矛盾下，才能不断创作，不断改进，朝于斯，夕于斯，不知老之将至。”
1929年，卢震京还在金陵大学李小缘门下求学，和三个同学花费4年时间，编撰成90多万字的《图书学大辞典》，完稿后请王文山、李小缘、刘国钧、洪有丰等专家学者校正，又历时三年才定稿。老师李小缘给4位弟子的著作作序，说“其他从余学者，不仅四子也。或已改操他业，或已专门努力教学。独四子者，持其所业，坚忍不拔。……每日行政繁琐之余，尤阐精图书馆各方面之学术技能继续研究探讨，不惮发难。”这四位学生的治学精神，连老师也不禁在行文中赞叹。这部从编纂到定稿已历时七年的工具书，正欲发表，却逢抗日战争爆发，原稿被商务印书馆带至香港，又筹划两年才在1940年于香港出版。但不到三个月，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寇侵占香港，商务印书馆工厂内的纸型也遭到焚毁，运抵内地的只有之前印刷完毕的几百本。解放后，当年一起编书的同学已不知去处，那时大家想编一部书，将搜罗网致的学问辨清源流，考证分类，“不独供插架之用”，或能成不朽之事业。而此时当年的联合著书之人却只余下年过半百的卢震京。1951年，卢震京给当时的文化部文物局长郑振铎写信，讨论图书分类法修订问题，在信件的最后，他透露自己想要重新编纂《图书学大辞典》的想法，他说，“我本人在两年前就着手搜集有关资料想增订一本续篇，可是现在认为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是不对的，而且事实上要完成这种巨制，更需要群力物力和广泛的有关资料”。从现有的资料，并不知道郑振铎是否给予了卢震京想要的帮助，但是可以看出的是，从他想要重新出版自己的著作，开始资料搜集到最终出版，又花费了9年。因为当年书中所列条目，部分“事过境迁”，部分要重加修改，有些还需重新修正立场。1958年，终于再次出版的《图书馆学辞典》却因为立场问题遭到批判，直到1980年代才有学者为其发声辩驳。因为没有他本人的其他文献谈及此事，如今我们已经很难揣测，卢震京对于自己的这部著作抱着怎样的感情，再次出版该书前，他从事图书馆工作已27年（1931年-1958年），编纂这部供他人一窥图书学门径的著作，延续时间就有20年，这种执着或许只能以“信仰”来诠释。
3.3恒持之心
图书馆的工作既需要好的体力，也需要坚韧的精神。戴超说，图书馆员需“有淡泊之性情”，才能在这一行默默无闻地工作下去。但是因为身体健康原因，以及多种因素促成的志向的转变，他也淡出了图书馆界而转入其他行业。
洪有丰自1916年金陵大学毕业后留任该校图书部副主任，直到1963年任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时去世为止，除却留学海外的时间，近半个世纪投身于近代高校图书馆事业。他两次重返南京任职中央大学图书馆，又两次北上就职清华大学图书馆，职位辗转间还曾任中央党务学校、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部主任。1952年后又在华东师范大學图书馆工作十年。施廷镛“一生基本上随洪范五先生从事南（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北（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两地高校图书馆工作，自1922年就职于东南大学图书馆，至1983年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任上辞世，在图书馆岗位上工作近60年。桂质柏自1922年毕业后供职于北京协和医院图书馆，至1971年于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休，也在图书馆工作了半百之岁。柳诒徵以史学教授的身份接管国学图书馆时已年近50，但从1927年至1949年，除抗战期间不得不辞去馆长职，他从事图书馆工作也有近20年。前文已述朱家治、卢震京等各位，除范希曾因病早逝，均为图书馆事业服务终生，也正是因为他们坚守在自己热爱的专业领域，才最终成为卓有成绩的图书馆学家。
1952年洪有丰初到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并没有人知道他过去在图书馆界的经历。他单身一人住在集体宿舍，和普通馆员一样抄抄写写，什么都做。那时候图书馆刚刚创建，正在接收各校调配来的图书，采购、编目、制订规章都在重新起步。1953年建筑新馆，却没有人征求洪有丰的意见，因为也没人知道他曾主持过中央大学图书馆和清华大学图书馆两馆的筹建和扩建。直到1956年重新启用专家，洪有丰管理和组织图书馆的经验才得以发挥。1957年他受教育部委托，主编《全国四十七所高等学校图书馆西文期刊联合目录》，自己亲自分担一部分校对工作，“有好几个月，他晚上回家，一边饮酒，一边看校样，每找出一个错字，他都会感到高兴”。第二年图书馆接收整编过来的书刊，已65岁的洪有丰，和工作人员一起参加具体工作，不分“盛暑、严寒，有时至夜深”。前述图书馆学家，出生时间基本在1900年及之前，他们都经历了两次社会变革，他们所从事的图书馆工作和研究的图书馆学内容，也深受社会变革的影响。但是，他们自己却因为经历过社会变革的洗礼，而分外坚韧不拔。他们是默默贡献的、更注重实践的群体，但也是更能勇于接受改变，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的一群人。正是这种乐观豁达和对图书馆的热爱，才使得他们找到工作的意义而为之努力一生。
4.结语
中央大学历史上曾涌现过众多的名家学者，图书馆只是其中的一个小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留下足迹的先辈们身上所闪耀的图书馆员的职业精神，是近代图书馆事业在艰难多变的环境中仍能蓬勃发展的原因所在；这种职业精神，也是一代又一代图书馆员坚守知识净土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