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经武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
在大学的问题上，我从来都有一个观点：必须先找大师，再建大庙。
对于一个大学来说，第一要有明确的宗旨，再就是要有良好的制度——严格、公平、透明。确立制度要非常小心，要和教授们仔细商量。
2001年，60岁的朱经武被香港科技大学聘为校长。这位生在湖南，长在台湾，工作在美国的华人物理学家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里程。
为了能把他留在香港，时任特首董建华专门出面，直言香港经济转型与升级要靠科技进步。
此前，他从没担任过任何纯粹的行政职务。他是享誉世界的超导学者、多项世界级科学大奖的获得者、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热门候选人。
2007年，他获得了香港地区大学校长排行第一的荣誉。事实上，自从他担任校长以来，除2005年排行第二以外，每年他都被选为“最佳校长”。
2006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全球200最佳大学排名中，香港科技大学排在第58位。
与此同时，他还以非受薪形式与休斯敦大学德州超导中心保持联系，指导那里20多名搞高温超导的研究人员。
若干年前，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到美国访问，他为宋健争取到荣誉博士学位。这样的举动，无疑有助于他与中国科学界的合作。
他在台湾和大陆科学院都获得了院士的殊荣。按当时报章报道，他甚至成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热门人选，但他没有兴趣。
对他而言，进实验室就像别人周末郊游一样，具有疗养功效。他觉得最困难的，是与不同政治理念的人打交道。他曾对记者说：“华盛顿许多政治家的政治理念与我的不尽相同，但我以事论事，只要他们支持科学，即使是些极右保守派，我也是乐意与他们合作的，别的不多考虑。”
他的岳父是一代数学宗师陈省身先生，他的婚姻介绍人是杨振宁。他太太陈璞原先也是一名物理学者，但太太觉得“一家两个物理学家嫌太多”，便转行去做了银行业。
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2007年，朱经武被美国总统布什委任为美国国家科学奖评审委员会委员，是评审委员会12名成员中惟一的华人。20年前，他曾获得这项大奖。
朱经武的人生关键词是“超导”——物理学界在1911年首次发现具有零电阻及反磁特性的超导材料，但只能在4.15K(OK=-273℃)的极低温下存在。科学家一直寻找更高温的超导体，1987年以前大家只能把临界温度提至35K(等于-273℃+35℃)。
超导现象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如果中国能把高压输电的电缆换成超导电缆，至少可以节省出一个三峡工程。
1986年夏天，在休斯敦大学担任物理学教授的朱经武预言，如果自己3年内不能发现高温超导体，就将放弃这项从事多年的研究。
没过多久，德国人柏诺兹和瑞士人穆勒发表了有关高温超导的论文。由于很多人没有看到他们的论文，即使看到也不相信，因此没有引起重视。但是朱经武和他的学生吴茂昆对他们的结果敏锐地做出了肯定的判断，并分别与自己的研究小组加紧了研究工作。
他们用高压方法使La—Ba—Cu—O材料的超导转变温度提高到了40.2K，接着又提高到52.5K。他们对结果进行深入分析，得出新的结论，推翻了以前的定论——转变温度不能超过30多K。
1987年1月29日，朱经武等人首次宣布得到了90K以上电阻消失的超导体。这是超导物理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人类首次发现突破了液氮温区(77K)的超导体。
出于研究工作的保密需要，朱和吴的论文没有公布新材料的化学成分。两篇论文中出现了打字错误(代表钇的元素符号Y被打印成代表镱的元素符号Yb)让外界难以捉摸。
1987年，诺贝尔评审委员会把物理学奖授予“在发现陶瓷材料的超导性方面有重大突破”的两位合作者——柏诺兹和穆勒，美籍华人朱经武却被评奖机构因科学以外的原因忽视了。
2001年，美国能源部找到朱经武和他的同事，与他们讨论一个宏大的工业计划——建立北美地区超导输电网络，估计要花费5000亿美元，用10到50年时间完成。如果该计划得以实现，将会使世界的能源工业得到革命性的改观。
当时美国财政预算相当充盈，一年后的“9·11”事件以及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财政预算逐年吃紧，这项庞大的工业规划只能搁浅。
打造“东方普林斯顿”
1987年，朱经武拒绝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校长一职。14年后，他来到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前特首董建华曾高度评价香港科技大学，“科大的成立，对香港营造学术文化居功至伟”；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盛赞科大是“香港最近10年来最有成就的大学”；
沙特阿拉伯的KAUST大学将香港科大当作典范，沙特国王准备投入几十亿美元打造中东的MI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在香港主持一所科研大学，不足以成就朱经武的理想，他决心在自己的第二任任期内建立高等研究院，打造“东方的普林斯顿”。
2006年秋，朱经武带着这个宏愿到北京拜访了科学院、工程院、教育部、科技部等，各部委领导都非常支持并看好高研院的作用，希望相互合作，香港政府更是全力支持，很快批准了建设经费和3年的激活经费。
2007年，香港科大内地博士生葛炜炜自杀。尽管有同学表达了对校方的不满，但朱依然赢得了学生的尊重。
他亲率两位主管行政和学术的副校长，邀请科大的内地学生对话，向同学们通报葛炜炜最近在学术研究和生活中的情况，回答学生的“质询”。谈到葛炜炜，他说他是将其当作一家人，校方也一直在给他力所能及的帮助。
最后，他呼吁全体师生向炜炜默哀1分钟。
对于校长任期结束后的生活，他说：“我生是科学家，死亦科学家。老兵永远不死，只是慢慢隐去。”
科大要引领香港经济转型
人物周刊：您本科就读于台湾成功大学。硕士和博士读的也不是美国最好的大学，执教的休斯敦大学也不是非常优秀。但是您取得TT不起的成绩，这种“二流”的经历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朱经武：名校效应是谁都向往的，但是关键在于你向谁学习。我刚去圣地亚哥的时候，当时美国有3家大学做固态物理最好，圣地亚哥是其中之一，一大批极有成就的年轻教授在那里，充满着活力和创造力。
休斯敦很好，给你空间。不像以前在贝尔实验室，看到实验室上面的铭牌，就像打开物理教科书一样，全是上面的人名，心里发虚啊。
现在来看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当时贝尔不看好超导，就把超导全给砍了。
人物周刊：您拒绝了其他大学的邀请，为什么又选择了科大呢?
朱经武：以前从没想过要当行政人员。我
给很多人写信，让他们告诉我10个去做的原因和10个不去做的原因，包括杨先生和陈先生。
最后3个原因让我下了决心：第一，当校长总是想把学校做得更好，当时来看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学校能比香港科大更容易做得更好——没有历史包袱，政府还极力支持，老师请得很好，学生也都是相当不错的。
其次，董建华先生和政府高层都非常想把科大做好。董先生特别跟我说，香港经济要转型，工业都到了深圳，香港要走附加价值高的路，必须走科技路线。科大要引领香港经济转型，这样的机会人生也就一次。
最后一个原因，我出生在内地。成长在台湾，后来到美国工作。现在两岸三地之间、大陆与美国之间，还是有隔膜的。香港是一个最好的中介，我可以在这里做一些对华人都有价值的事情。
人物周刊：在科大，作为校长，您的权力有多大?
朱经武：当大学校长在香港比在大陆轻松。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角色是诱导型的。我有3名副校长、5名院长，我告诉领导团队我们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做，但我从来不会说应该怎么去做，因为他们都非常有经验，如果有问题，一定是由我来负责。只有这样分工，我才能不干扰别人，也能继续做我的研究。
两年多前，发生过一件事情。那时香港的大学是一定要通过会考、符合其他各项严格规定才可以进来的。当时，有考生参加国际物理奥林匹克赛获得了金牌和铜牌，想进我们学校，如果按照大学的规定，他们是不合格的，但是他们很想人读科大，物理系的老师也很喜欢他们，想收他们，来问我的意见，我说收!后来我去和政府讨论。事实证明政府和社会还是相当高兴的——香港需要这样的特殊人才。
人物周刊：您怎么让学生在科大获得充分发展?
朱经武：以我女儿为例，她本来对地球物理感兴趣，在伯克利学了一个学期后发现不喜欢，就去学生化，学了3年后到剑桥学了一个学期，她发现学生物还是要回到分子去，于是研究生就去医学院做分子化学的研究，又发现生物研究终究还是要服务于人，最后就去学医，做了医生。
她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才明白自己最终适合做什么，我希望在香港科大也能把这种自主的选择推广给学生。
我们的大学马上从三年改成四年，前两年都不分专业，让他们想好才去决定，这样才能让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作出没有后悔或者后悔最少的选择。
在美国，最好的教授都是要给本科生上课的
人物周刊：香港科大教授薪水是非常高的。而大陆的很多高校在拿到经费后，总是习惯性地把钱投入到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而不是去请人才，在您看来，这意味着什么?
朱经武：在大学的问题上，我从来都有一个观点：必须先找大师，再建大庙。包括我们高等研究院，我们建立的只是办公室，实验室设备都是要请到人才能去买的。
对于一个大学来说，第一要有明确的宗旨，再就是要有良好的制度——严格、公平、透明。确立制度要非常小心，要和教授们仔细商量。
一流的人才找一流的人才，二流的找三流的，三流的就找不人流的。开始的时候教授是最重要的，他们是学校的灵魂。
除了老师、学生，后勤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以前的港英政府，留下了一套非常好的公务员队伍(以前科大全都是公务员)，他们做事清廉、效率高，我看不出台湾的、美国的行政人员比香港的好。
还要培育一个良好的学风，让大家很高兴去做研究，你看我们学校，半夜12点还有很多实验室亮着灯。
人物周刊：大陆也在科研上投入巨额资金。比如863计划等，但是有批评说这些钱没有用在合适的地方。政府在科研体系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朱经武：我们中国人习惯讲人情，制度的优越性一时体现不出来。如果别人认识你，可能你的科研经费就多，不认识你，你就没有钱。
这个问题在美国也有，但是情况没那么严重，他们可以和你嘻嘻哈哈，但是如果写推荐信，就会如实写这个人的能力哪些好，哪些不好，全部点出来。如果要评议我的话，绝对不会有人回来和我说，写了我什么，评审保密做得很好。
某种程度上，香港比大陆好很多，但也还是不如美国。比如说朱经武没有升级，朱经武就去找评审委员会，我是投你的。你凭什么不投我?这种事情在美国，根本没有道理去问，这是制度的基本要求。
人物周刊：数学家丘成桐先生曾提及大陆的学霸问题，比如说很有名的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在您看来。应该如何解决某些人把持学术的问题?
朱经武：在美国，最好的教授都是要给本科生上课的，尤其是一年级的本科生。我本人是很喜欢给学生上入门课程的。学生是一张白纸，你能对他们施加影响。
有些老师不愿教本科生，大陆这种现象比较严重，一说是博士生导师，就觉得高人一等，这种心理是不恰当的。
制度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手段。比如在美国德州，州政府就专门出台政策，如果大一课程是正教授教的，那家大学的经费就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