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释社会学到解释人类学
【摘 要】 本文主要从学科性质、研究方法上探讨了解释社会学和解释人类学的相同之处，二者都 认为自然界和社会文化领域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因而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应该采用理解的方 法对意义进行探求。在此基础上，从“社会行动”和“深描”这两个核心概念入手，分析了 格尔茨对于韦伯的承袭：他们都是以社会行动为切入点，以行动者为导向，都采用了个人主 义的方法论。最后，对比了他们对解释的评价标准以及所采用的参考模型。
【关键词】意义；社会行动；深描
【作 者】马岚，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南京，210093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7)02-0036-005
From Explanation Sociology to Explanation Anthropology
Ma L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has discussed the general character between expla nation s ociology and explanation anthropology from discipline nature and research techni que The two disciplines all thought that it had explicit boundary between natu r e and social culture Thus should use the understanding method to research the s ignificance of social sciences On this foundation， the author analyzed Geertz c arrying on Weber from the two concept “the social action" and “deep descriptio n" : They all take social action as cutting point， take the actor as the guidance ， all have used individualistic methodology Finally， the author has contrasted their evaluation standard and reference model to the explanation.
Key words: significance; social action; deep description
韦伯在人类学历史上虽然不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人物，但是他的作品仍然对人类学方法论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由格尔茨始创的解释人类学就来源于韦伯的解释社会学，①一定程度上也 沿袭 了解释社会学的相关假设和研究方法。作为美国人类学的一个重要人物，格尔茨的成就在于 他为人类学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与视野——一个以人本主义为基础、以象征行动论 为中心的文化理论和解释人类学的视野。他的理论体系的产生与发展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韦伯 影响的，是对韦伯学术思想的继承与重构。
一、对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的界定——解释社会学和解释人类学
韦伯阐述了一个理论上包罗万象，影响深远的人文主义社会学体系。他所追问的一个中心问 题就是“人们能赋予自己的行为以什么意义？”韦伯之所以强调个人的行为及其意义，是因 为他认为，社会文化领域不同于自然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自然科学探 讨的是规律性、因果性的关系与法则；而对人和社会的研究应当采用理解的方法或特殊化的 方法，从内心世界去把握行为的意义。因而，研究前者的科学原则也不同于研究后者的科学 原则。
韦伯的社会科学代表了一种以历史主义观点超越实证论者的努力。在关于社会科学的主旨、 题材的选择、资料的组织方面，韦伯继承和发展了德国人文主义传统，坚持人与自然的划分 ，人的自由意志与主体性学说，以及社会历史是一种文化科学的主张。他的努力在于获取社 会事实之历史方面的知识，从而不同于实证主义关于人的活动以及社会科学认识的自然主义 观点。韦伯认为，社会现实从根本上讲是由人们和他们有意义的社会行为构成的，社会行动 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意向性，因此，只有把人们的行动于其对意义、价值、生存的总观念联在 一起才是可理解的。韦伯提出的是一种解释社会学，寻求对意义的理解——“社会学是一门 通过对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以获得对这一行动的进程和结果的因果性解释的科学。”②
然而，在涉及社会科学的研究态度、研究程序及研究成果的性质等问题上，韦伯坚定地站在 实证主义一边，坚持事实与价值的截然划分，反对神秘化的直觉体验，坚持科学程序的客观 性及科学成果的普遍有效性。在某种意义上，他又超越了人文主义的取向与客观科学意图的 对立，将二者形成了一种综合：把历史学的个别化方法与社会学的类型化方法结合起来；把 意义的理解与因果的说明结合起来。③
格尔兹的思想是与韦伯的观点一脉相承的。格尔兹认为在过去由于所谓的“科学主义”的影 响，为了解释人类的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不得不从自然科学或生命科学中借用类比 、并把人类的行为“看成”是大自然有机体的一部分，而去追求通则、规律以及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真理。但近几十年来，人文社会学已有了很大的进步，产生了一些新的趋势：1 学 科与学科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2 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已经越来越趋向于重视对个案进 行深度的解释，而远离通则与规律的追求；3.人文社会科学经过几十年努力，业已形成一些比较成熟的类比有“游戏类比”，“戏剧类比”，“文本类比”和“谈话类比”。这些类比都 有一个明显的共性，即它们都把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也都把人类的行为 视为具有意义的象征性言语，并力求去了解人类的情感和认知世界，了解人类行为的意义， 而且颇有成就。因此，格尔茨认为，人文科学已不必再去依赖自然或生命科学的类比来从事 研究了。社会人文科学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其一是以追求通则、规律的理论解释； 其二是寻求各种可能性的意义解释。前者为自然、生命科学的方法；后者则为人文社会科学 的方法。文化人类学属于后者。他认为，虽然人类学是以关怀与研究人为出发点的科学，而 人又有生物与文化两种属性，所有人类学与自然、生命科学有联系，但实际上人类学更重要 的是研究文化，研究人类行为的意义。因此，人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要比同自然、生 命科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他认为人类学完全可以运用上述4种类比去研究人类的行为或社会 人文现象，帮助我们将看到的杂乱无章的社会人文现象“看成”有秩序的东西，使 我们在人文社会的文化脉络中，解读人类行为的密码——一种存在于无意识结构中，并通过 象征性行动表现出来的意义。④
二、从社会行动到深描
正是基于以上的区分，韦伯的解释社会学把个人及其行动看作基本单位。行动的个人赋予其 主观意义的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行动”。社会行动是指行动的个人赋予其行为以主观意义 ，行为考虑到他人的行为，并且在其行动过程中也是以他人的行为为目标的行动。韦伯定义 的主要之点是社会行动的意向性，其社会分析的中心放在个体行动者及行动的主观动机和意 义联系上，他专注于主体赋予意义的行动。有意义的行动是社会行动的本质特征，历史领域 内的独一无二的现象，从而是有别于自然现象的根本所在。
个人赋予其行动的那种意义，韦伯一再强调是指主观所表示的意义，也即行动者本身清楚地 意识到的目的和价值，而不是所谓某种“最高的”、“真正的”那种“形而上学”的意义，也非个人行动最终已不依赖于他自己的意图而可能获得的那种“客观的”意义。个人行动主观上意指的意义与客观意义存在着不一致的可能性，但意义是指主体的自觉的意识而言。社会行动的意向性还有第二层含义，即行动是以他人为目标，表现了社会行动的交互性原则。韦伯试图在主观意义的行动之间建立起客观的、普遍的社会联系。“普遍的事物”仅在各个个体所认可，并为他们的实际行动规定方向的限度内才是存在的。⑤
韦伯区分了可观察的理解与解释性的理解。前者只要观察人的行动就足够了。正是通过这种 方式，我们理解了表情、姿势和数学演算。这种理解是对人的行为的理解的最初级的水平， 但是它要求观察者具有一定的知识，而不能单靠直觉来达到。解释性的理解代表了对人的行 为的较高层次的认识，它并非以揭示行为本身的意义为目的，而是旨在获得有关指导行动者 的动机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关键不是要知道这个人做了什么，而是知道他们为什么做了 这件事。理解社会学不仅要理解行动的主观上意指的意义，而且还应说明人们的信念和价值 观如何决定人们的行为。换言之，社会科学在用解释性的理解方式了解社会现象的同时，还 须从因果关系上说明这些现象。因果分析是确保科学成果的普遍有效的基本程序之一。⑥
格尔兹对于“文化”的定义，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对于韦伯的认同：“我采用的文化概念… …本质上是符号式的。同韦伯一样，我认为人是悬挂在他们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文化 就是这些意义之网。研究文化应是探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⑦作为由可以解释的记号构 成 的交叉作用的系统制度，文化不是一种引致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的力量；它是一种 风俗的情景。在其中，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可被人理解，这种达到理解的解释的方式 就是“深描”。“深描”是对文化现象或文化符号的意义进行层层深入描绘的方法。举个例 子，如果有两个小孩在迅速抽动他们的右眼皮，一个是在给他的朋友递眼色，暗示他一起来 耍把戏；而另一个则是因为生理反应，眼皮不由自主地抽搐。从外表看，两个动作一样，但 是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因为“递眼色”是：1.有意的；2.它根据社会公认的符号； 3.专向 某人发出；4.力求不被他人察觉的一种特定的交际方式。而抽搐就不具备这些特点。还有 可能 存在第三种情况——有意模仿或嘲弄别人；第四种情况，如果为了把这一嘲弄动作做得更逼 真些，有可能进行事先的排练。可见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复杂的概念结构，其中许多结构是 相互层叠在一起，或者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这些结构既是陌生的，无规则的，也是含混不 清的，而民族志学者首先必须努力把握他们，然后加以解释。从上面的动作看，可以有两种 描述：一种是“浅描”，即把上述各种动作都描述为“迅速抽动眼皮”，另一种是“深描” ，根据它们实际动机而描述。⑧可见，在浅度描述与深度描述之间有一系列层次深浅不同 的 意义结构。换言之，上述这些不同的层次，只有在一定的意义网络中才能分离出来和被正确 解释。“深描”的作用是把一套复杂的意义层次揭示出来，因为正是以这套意义结构为依据 ，文化象征符号或象征系统才得以产生，得以被知觉并得到解释。解释人类学就是对象征所 具有的意义的诠释。
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部分来源于象征人类学，⑨但是“深描”这个概念则来源于韦伯的解 释 社会学文化分析的方法。⑩“深描”特别关注揭示行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由此来解释行 动的意义。文化系统的意义是通过人与人互动过程建构起来的，对某一行动或文化现象的了 解就必须将其放在原来的“脉络”中来解读。这种意义的解读是以行动为中心的，即努力追 随当地人的行为。“深描”所导致的理解追求沟通被研究者的观念世界、观察者自身的观念 世界以及读者的观念世界，这种看法就源于韦伯的“理解”的概念。[11]
首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格尔茨和韦伯一样，都以社会行动作为入手点，探求在其中的 意义。格尔茨认为意义是在象征中表达的，但是象征不是一般的预指性物体、信号、符号， 而是在行动中体现的。行为必须受到关注，并且必须具有某种程度的准确性，因为正是通过 行为流动，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社会性行为——文化的形式才得以连贯一体。B12 不同之 处，在于韦伯通过社会行动了解行动者本身的主观意志，寻求个体行动原因和结果的因果解 释，从而来发现人们的信念和价值观如何决定行为。而格尔茨则是通过探究社会行动来研究 分层的意义结构，了解行动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解释文化的意义。二者都从社会行为入手， 但取向不同，又殊途同归。
韦伯认为，只要行动着的个体赋予其行为一个主观意义，行动就发生了。个人是有意义得行 动的唯一承担者。[13]这样，社会学的研究主题由行动者定义，只有行动者的主观意 义考虑到 了他人的行为并在行动中以此为准则，行动才是社会性的。因而应将社会分析的重心放在个 体行动者及行动的主观动机和意义联系上。格尔茨认为理解一个文化就是在不削弱其特殊性 的情况下，昭示出其常态。格尔茨说“要理解人类学解释是什么，重要的是要理解‘我们对 其他民族的符号系统的构建必须以行为者取向’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对研究对象柏柏尔、犹 太或法国文化的描述必须以我们想象的他们对于他们的经历的解释的词语来表达，必须以他 们用来界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事的习惯词语来表达。”[14]他不同于韦伯的是将 注意力从 行动转向了象征。民族志就像是在尝试阅读一部原稿，文本模式虽然被证明是有用的，但它 不足以解释多种类型的行动。意义的寻找不是为了发现“原本事实”。人类学的解释不是像 考古学家发现遗址、地质学家挖掘地层一样，把固定隐藏在某种暗号性外衣里的意义当作预 先存在于其中的“原本事实”进行再发现，而是像理解文本那样，能动地“重建”被包含其 中的意义。即所谓文化的分析，如同在构筑领会“关于什么说了些什么”的文本一样。只是 这种文本是“社会性的话语流”，是由行为书写的，当然语言、文学也包括在内，只要它传 达了意义。从而，格尔茨视文化系统为一种透过象征符号的意义模式。
第三，他们都是个人主义的（individualism）。韦伯认为社会学是对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 解，以及对其因果关系的解释，个人是有意义行为的唯一承担者。解释从对个人行动的观察 开始。虽然他承认从“有机的”的途径入手研究社会便于实际的解释，但是到了最后如果它 的价值被过高估计，它的改变被错误地具体化，这是十分危险的。韦伯认为社会现实从根本 上讲是由人们和他们有意义的社会行为构成的。在他看来，个人及其行动是基本单位、是社 会的原子，个人也是有意义的行为的唯一载体。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国家、群体、社会制度 等概念标志着一定类型个人的相互作用。因此，使这些概念成为“可理解的行为”，就是， 使这些概念变成参与的个人的行为。[15]
格尔茨遵循了韦伯，将个人行动作为方法论的中心，他认为民族志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是微观 的，通过对个人的行动分析来进行解释，这并不是说没有对整个社会、文明、世界性事件等 等所做的大规模的人类学解释，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们把分析以及这些分析的理论含义 扩展到更大的情景之中，才使它们受到普遍的注意，从而证明了我们对它们的建构。典型的 人类学家的方法是从以极其扩展的方式摸透极端细小的事情这样一种角度出发，最后达到那 种更为广泛的解释和更为抽象的分析。”[16]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他提到“人类 学家的发 现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它们复杂的特殊和它们的境况。正是因为具有这种由在限定情境中长 期的、主要定性的、高度参与性的、几乎过于详尽的田野研究所产生的材料，那些使当代社 会科学痛苦不堪的巨型概念——合法性、现代化、整合、冲突、卡利斯玛、结构……意义等 ——才能得以具有可感觉的实在性，从而有可能不仅现实地和具体地对它们进行思考，而且 ，更重要的是，能用它们来进行创造性和想象性地思考。”[17]民族志的微观本质提 出来的方 法论问题真实而又关键，小事实说明大问题。其目的是要从细小的，但却是非常紧凑编排的 事实中得出大结论；是要把关于文化在集体生活结构中的作用的一般主张与复杂的具体情况 联系在一起，通过这样的办法支持这些主张。因此，不仅仅是解释要一直落实到最直接的观 察层次上，解释在概念上所依赖的理论也要深入到这一层次。[18]
三、评价标准
格尔茨认为民族志存在着客观和主观的混合的问题，但关键的评价标准在于是否说清了意义 分层结构。因为我们从我们自己对调查合作者正在做什么或我们认为他们正在做什么的解释 开始，继而将之系统化——因此，作为自然事实的文化与作为理论实体的文化之间的分界线 趋于模糊不清。简而言之，人类学著述本身即是解释，并且是第二和第三等级的解释。因此 ，它们是虚构的产物，是某种制造出来的东西。在文化分析中，不可能在再现方式和实在内 容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如同在绘画中不可能在再现方式和实在内容之间划出一条线一样；并 且，这一事实反过来又威胁着人类学知识的客观地位，它暗示着人类学知识的源泉不是社会 实在而是学者式的构造。但是，这种威胁是空洞虚假的。一部具体的民族志描述的好坏并非 取决于它的作者能否捕捉住遥远的地方的原始事实，并且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带回来，而是取 决于它的作者能否说清在那些地方发生了什么，能否减少对鲜为人知的背景中的陌生行为自 然要产生的那种困惑——这是些什么样的人？这就引出了一系列关于怎样才能辨别出哪个记 载更好一些，哪个更差一些的问题。决定好坏的问题则是它是否将挤眼与眨眼分开，是否将 真挤眼与模仿的挤眼区分开来。我们是在能使我们与陌生的人们建立起联系的科学的想象力 上，衡量我们的解释是否具有说服力。[19]
而韦伯认为当行动者所寻求的结果和他们所运用的手段之间有明确联系时对行动的解释更加 确实，即进行因果分析是确保解释有效性的手段，因而存在着一个观念的理想模型，所有的 社会行动都可看作对这种模型的修改和偏离。韦伯从假设所有行动都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 开始进行研究，只有把行动看成对理性行动纯粹观念理想型的偏离才能考虑导致偏离的因素 。理想类型越是被构想得清晰和明确，它们越是远离实际，越是纯粹，越是脱离历史的经验 实在的个别性，就越具有一般性内容，越能做出自己的贡献。
格尔茨认为人类学家登记的并非是未经过加工过的社会性会话；由于我们自己并不是行为者 ，所以我们并不能直接接触这种对话，我们直接接触到的只是调查合作者能让我们理解的那 一小部分。文化分析是对意义的推测，估价这些推测，然后从较好的推测之中得出解释性结 论，而非发现意义的大陆，然后标画出没有实体的景观。[20]因而民族志的论断是“ 本质上可 以反驳的”。人类学的宗旨是扩大人类话语的范围。在陌生之处观察日常生活，并没有像通 常宣称的揭示人类行为的那种专断性，而只是揭示出人类行为的意义及其按照提供其信息的 生活模式而发生变化的程度。人类学解释是追溯社会性对话的曲线，把它固定在一种可供考 察的形式里。民族志学者“登记”社会性对话；把它记下来。这样做，他就把社会性对话从 一件只存在于它发生在某一时刻、转瞬即逝的事件变为一部可供反复查阅的记载。不是说话 这个事件，而是说话时“所说过的”，我们借助说话时“所说过的”，得以理解构成对话目 的与意向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说想要成为表述和被表述。[21]
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和韦伯的解释社会学有着不同的研究目的和侧重方向，但格尔茨的解释 人类学一定程度上沿袭了韦伯的解释社会学并由其发展而来，在对学科性质的认识和研究方 法上二者有着相同之处，并都以社会行动为入手点，以行动者为导向，采取了个人独立取向 的方法论，但是在评价解释好坏时使用的参照模型又不同，韦伯是以一个理想型作为参照， 分析事实与其的偏离以及其原因，而格尔茨认为评价民族志的标准则在于是否清楚地说明了 意义结构，并不存在一个千篇一律的参照模式。
注释：
①Charles F.Keys，Weber And Anthropology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02 P233②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马克思•韦伯 著 胡景北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2000 第1页③西方社会学思想史 于海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 2004 第312页④克利福德•格尔茨和他的解释人类学 石亦龙 《世界民族》1996年第三期⑤西方社会学思想史 于海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 2004 第314页⑥西方社会学思想史 于海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 2004 第317—318页⑦文化的解释 克利福德•格尔茨 著 韩莉 译 译林出版社 1999 南京 第5页⑧文化的解释 克利福德•格尔茨 著 韩莉 译 译林出版社 1999 南京 第6—8页⑨Fischer1997，263页⑩Charles F.Keys，Weber And Anthropology[11]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 夏建中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1997 324—332[12]克利福德•格尔茨和他的解释人类学 石亦龙 《世界民族》1996年第三期[13]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 夏建中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1997 324—332[14]文化的解释 克利福德•格尔茨 著 韩莉 译 译林出版社 1999 南京 第18—19页[15]引自科塞 社会学思想名家 241—242页[16]文化的解释 克利福德•格尔茨 著 韩莉 译 译林出版社 1999 南京 第23页[17]文化的解释 克利福德•格尔茨 著 韩莉 译 译林出版社 1999 南京 第30页[18]文化的解释 克利福德•格尔茨 著 韩莉 译 译林出版社 1999 南京 第36页[19]文化的解释 克利福德•格尔茨 著 韩莉 译 译林出版社 1999 南京 第20—21页[20]文化的解释 克利福德•格尔茨 著 韩莉 译 译林出版社 1999 南京 第26页[21]文化的解释 克利福德•格尔茨 著 韩莉 译 译林出版社 1999 南京 第24—25页
〔责任编辑：陈家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