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重构中国医疗版图
“非公立医疗机构和民营医疗机构是一样的，只是叫法不同。只要是股份制，社会资本占到51%以上就不是政府所有，就是非公。非政府举办，就是非公。”赵淳说。
“如何界定华润、中信等国有资本参与改制的医疗机构？”记者问。
“那些医疗机构不能算是非公立的。”赵淳思考了一会儿，给出了答案。
“那就是公立的？比如昆明儿童医院，仍属于公立医院？”记者问。
“对。”赵淳沉默了一会儿，燃起一支烟，“华润是央企，它控股的医院属于国有资产控股。也就是说，华润用国家的钱收购了国家的医院。两家都是国有资产，因此大产权来说昆明儿童医院还是国家的。”
“你说呢？”赵淳犹豫了一下，问坐在一旁的赵亮。
“至少在昆明当地看来，他们把它归到了非公里头。”赵亮说。
“那企业医院呢？很大一部分企业医院并不想把自己划拨到公立的范畴里头。因为政府不给一分钱。”记者说。
“企业医院是公立的，因为企业是国有，资金来源是国有。政府不给钱不等于不是公立医院。那医院当初是谁投资的？楼是谁盖的，设备是谁买的？”赵淳朴态度坚决地说。
7月末的一天，《中国医院院长》与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常务副会长赵淳、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副秘书长赵亮有过一次关于非公立医疗机构概念的讨论。
起初，赵淳认为这是一个略显枯燥的话题。自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于2014年8月成立以来，就任常务副会长的赵淳认为“纠缠非公立医疗机构的概念没有多大意义”。
“企业医院不属于非公，只是在中国医院类型中叫企业医院，是公立医院的一种模式。华润与其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医疗机构属于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属到非公里头。但这类医疗机构绝不是纯民营，也绝不是纯政府办。”赵淳说。
“昆明儿童医院引进了企业化管理机制，完善了法人治理，和公立医院不一样。医院的属性变成了社会办，但在社会办医里头又不能归到私人里头，它是社会办医的一种模式。”赵亮说。
“昆明儿童医院的管理机制发生了变化，华润通过董事会介入医院管理，这是若干非公模式中的一种。目前，新的模式都在探索中，我们也分不清。有的确定了投资方是民营资本，那就是非公立医疗机构，但有的就是很模糊的。”赵淳表示。
从2013年底开始，“非公立医疗机构”这个名词逐渐兴起，一股又一股的办医力量不断把它推向焦点前沿。人们慢慢意识到这是一个难以明确界定、却是更为宏观和庞大的概念，其背后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所迸发出的新的资本力量的强势参与。在大变革时代，中国医疗改革或主动求变或被动裹挟前行，但无论如何，非公医疗的崛起都势不可挡。探寻背后的发展逻辑、梳理生存模式和脉络，有助于判断中国医改未来趋势和可能走向。
矛盾纠结下的选择
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5月底，全国共有公立医院13 326个，民营医院13 153个。相较去年同期，公立医院减少54个，民营医院增加1487个。在官方的各类统计和分类中，与公立医院相对应的一直是民营医院。
官方出版的卫生统计年鉴也把医院分为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并且给出了定义。公立医院指经济类型为国有和集体的医院。民营医院指经济类型为国有和集体以外的医院，包括联营、股份合作、私营、台港澳投资和外国投资等医院。
此外，卫生统计年鉴又按主办单位把医疗机构分为政府办、社会办和私人办。政府办包括卫生行政和教育、民政、公安、司法、名团等行政部门办的医疗卫生机构，社会办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办的医疗卫生机构。按照此分类，企业所属集体所有制医院应归在社会办医的范畴中。而在政府下发的各类政策文件中，社会办的医院都属于民营医院。如今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要求控制公立医院规模，降低社会办医门槛。
官方定义出现的矛盾在相关人士那里有也所体现。赵淳认为企业医院属于公立医院，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庄一强则把其归到民营医院当中。企业医院的院长和员工也持有不一样的观点。贵州水城矿业集团总医院院长唐元明明确告诉《中国医院院长》，他所在的医院不属于公立医院，因为政府对这样的医院从来都是持置之不理的态度，“没有任何投入和关心，卫生计生委开会也不会通知我们。”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院长王隆雁在早先接受《中国医院院长》采访时也谈到一个细节，“有一个卫生计生委的官员告诉我，我们医院是民营医院了，可以自主定价。后来我问一个国家卫生计生委的官员，得到的回答是医院还在公立医院名录里。”王隆雁被这种情况搞得哭笑不得。
享受不到公立医院的待遇，又不愿把自己归入民营医院阵营，一些企业医院院长就说医院是非公立医疗机构。
由于历史原因，企业医院遇到了身份认同危机。而在医改大变局中，一些国有资本重金打造的“新贵”也面临同样的困局。正如赵淳所言，华润投资的医疗机构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营医院。医路阳光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路阳用“乱象”一词概括当下的局面。“区别公立和非公要看钱从哪里来，是不是国家拨款，有没有编制，政府是否按人头发钱。企业医院和一些国资改制医院，政府不给钱，但是还保留编制，你说怎么定义？”路阳感到迷茫。
庄一强表示，非公立医疗机构这一概念被人熟知是在2013年末至2014年初，背后的原因很难明晰。在他看来，民营医院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以前都叫民营医院，是相对国营而言。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民营有贬低的成分，像草根，国营才是高大上。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并不对称，就叫非公立医院。”庄一强对《中国医院院长》分析，民营医院的英文是“private hospital”，公立医院的英文是“public hospital”，相对的，非公立医院的英文就是“non public hospital”，即公立医院以外的所有医院。“非公立医疗机构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百分之百的民间资本、境外资本；另一种是混合所有制，公立医院或者政府持股低于50%。”
概念的演变是背后力量推动的结果，而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的诞生无疑也是受到这股力量的影响。“中国医院协会已经有民营医院管理分会了，我们不能再起一个相同的名字，就叫做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作为常务副会长的赵淳轻描淡写间仍然无法回避一个问题，新旧事物的交替是各方力量的博弈，博弈却始终是大时代布的一个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的人员多是从民营医院管理分会过来的，现在二者是竞争关系。“前者是国家一级行业协会，而后者是中国医院协会的二级分会，地位不可同日而语。民营医院管理分会力量太弱小，非公医疗机构协会想把更多的医疗机构纳入进来。”
成立于2000年的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无法阻止人员流向14年后才成立的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14年间，从“民营”到“非公”，政策、局势、时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2014年8月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成立时，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非公立医疗机构总数已占全国医疗机构总数近半，但仍缺乏能够代表、反映其诉求呼声的国家级社会团体和全国性行业组织。新形势下，新的行业组织的出现不可避免。
新形势下的新定义
事实上，概念的演变一直体现在政府的政策文件当中。近几年的主要医改政策中，2009年新医改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非公立医疗机构”一词共出现3次；2012年初国务院印发的《“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的通知》中，“非公立医疗机构”出现4次；2013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40号，以下简称“40号文”）中，该词的出现次数则飙升到了8次。
近两年来在各种场合被不断提及的40号文，是行业公认的政府下定决心发展社会办医的标志性文件。该文件明确提出鼓励企业、慈善机构、基金会、商业保险机构等以出资新建、参与改制、托管、公办民营等多种形式投资医疗服务业。
真正让资本感到兴奋的是两个诱人的数字。40号文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内涵丰富、结构合理的健康服务业体系。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达到8万亿元以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此外，2014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的《关于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有关问题的通知》则是“非公立医疗机构”第一次出现在国家层面重要的政策名称当中。该通知还以一种非常模糊的措辞对非公立医疗机构下了定义，“（公立医疗机构）名录之外所有医疗机构均为非公立医疗机构，其提供的所有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
政策对非公立医疗机构的重视，一方面是对鼓励社会资本办医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对现实形势的反映。这期间，几个标志性的事件刺激了整个行业的敏感神经。
2012年4月12日，华润医疗集团（以下简称“华润医疗”）与昆明市卫生局举行了昆明市儿童医院股份制合作签约仪式。根据协议，双方将合资经营华润昆明儿童医院，华润医疗与原昆明市卫生局分别持股66%和34%。媒体对此的评价是，“华润医疗参与原昆明市儿童医院的股份制改造开创了央企参与公立医院改革的先河，在业内产生了标杆性的影响力。”
此后，华润医疗大动作不断，一鼓作气先后收购武钢总医院、淮北矿工总医院集团17家医院，与玉溪市人民政府完成签约共建玉溪市儿童医院。同时，华润医疗引领下的国有资本不断把触角伸向医疗服务领域。
2013年12月30日，云南省政府与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签署合作协议。云南省政府、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云南省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医投”）将共建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和云南泛亚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据了解，成立于2011年1月的云南医投为云南省国资委领导、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管的医疗投资管理专业公司。
2014年3月，北大医疗产业集团（以下简称“北大医疗”）与贵阳市政府达成战略协议，斥资30亿元投资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和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尽管双方合作最后不了了之，但当初新闻一出，还是给行业抛下了一颗重磅炸弹。2014年底，北大医疗所属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开业，无疑又是医疗界一个标志性事件。
2014年6月，中国保监会批准阳光人寿与山东潍坊人民医院和潍坊医学院共同筹建阳光融和医院。此举标志着阳光保险集团正式进军医疗产业，阳光融和医院也将成为国内第一家由保险机构和国有大型医院及教学机构合作兴办的综合性医院。据悉，阳光融和医院项目总投入25亿元，阳光人寿将持有50%以上的股份。
2014年8月25日，中信医疗健康产业集团（以下简称“中信医疗”）与汕尾市人民政府正式签约《汕尾市直公立医院改革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中信医疗与汕尾市政府将就三家市直属医院——汕尾市人民医院、汕尾市妇幼保健院、汕尾市第三人民医院展开合作，双方同意以前者注入资金等资源和后者拥有的三家医院现有资产、医疗资源进行合作重组，涉及资产重组、业务整合、人员融和等。
过去几年，正是这些被重金全新塑造后却很难纳入民营概念的医疗机构，以崭新的面貌现身于中国的医疗界。它们试图打破现有办医格局，重新划分中国医疗版图。它们试图整合并且更有效地利用现阶段有限的医疗资源，“以夷制夷”与对手展开正面竞争。它们以有别民营和公立的企业化管理，践行对职员更为灵活的绩效，以及对服务流程和服务理念的重新定义，为中国公立医院改革提供难能可贵的经验和改革推力。
混合所有制争议起步
在中国1.3万余家非公立医疗机构中，有近七成属于莆田系，这类医疗机构起步较早、市场化运作能力较强，多以民间融资方式为主；另一类是外资独资、中外合资和其他国内产业资本投资的医疗机构，这类医疗机构有长远规划，但数量有限，如北京和睦家医院、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等；还有一类就是近几年逐渐兴起的上述国有商业资本参与改制和新建的混合所有制医疗机构。
混合所有制是一个广泛应用在经济领域的名词，中共十八大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后，在医疗领也日益受到关注。2014年末，三份关于PPP机制文件的出台，进一步为医疗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合法性与正当性。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对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和PPP模式有过一次专业的论述。贾康认为，“混合所有制”是不同所有权主体实现对某一企业的生产资料既各自清晰又共同占有的所有制形式。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体现在产权制度的改革上，而股份制这种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准化代表形式，其容纳力和包容性完全可以把“国”的、非“国”的、“公”的、非“公”的所有产权充分混合在一个个体之内，从而以一个共赢的方式，在法治框架下无阻碍地实现相互合作与潜力释放，而PPP模式恰恰与之贯通。
具体到医疗领域，在首都医疗集团副总裁张哲看来，办医院须具备人才、品牌、土地、先进运营管理经验等要素，而对想要进入医疗领域的社会资本来说，每一个都很缺乏。公立医院掌握了优质资源，而社会资本又有大量投资资金，同时政府投入压力也比较大。新医改以来，不断的鼓励性政策为混合所有制奠定了基础。
2015年1月，浙江省卫生计生委、发改委、财政厅、工商局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医疗机构的试点意见（公开征求意见稿）》，提出在省本级设立国有医疗资产的投融资机构，作为省级公立医疗机构与社会资本共同举办混合所有制医疗机构的国有出资人代表。同时，优先鼓励以公立医疗机构的人才、品牌、技术和管理等无形资产出资举办混合所有制医疗机构，允许以公立医疗机构的现有设备、土地及建筑物等实物资产出资举办混合所有制医疗机构。
而事实上，尽管政策鼓励混合所有制，大型国企也在这方面有成功的实践经验，但对这种模式的争议从未消退。以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钟东波为代表的反对派认为，股份制的一个特征是按股分红，因此股份制医院必然是营利性医院，这完全违背了公立医院非营利性公益事业单位的性质。政府举办营利性医院，意味着百姓生病、政府赚钱。
庄一强也以北京大学国际医院为例，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这是混合所有制的一个悖论。北大国际医院是非公立的非营利医疗机构，其最大股东北大方正是一个上市的商业公司。虽然它是一个非公企业，但它需要回报。”庄一强对《中国医院院长》分析，“投资一家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和它的商业属性不符，于是北大方正又在中间设立了一个北大医疗，依靠一系列的公司通过药品、器械等关联交易获得收益。这种方式名不正言不顺。”
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卫平在一次公开研讨会上表示，如果要建立公私合作的非营利性医院，要考虑私人资本如何获取回报和退出。如果要建立公私合作的营利性医院，要考虑政府如何退出。混合所有制医院如果要按照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类管理，就需要在政策制度上进行创新。
北京推行的“特许经营”也被外界解读为公立医院的变相扩张。事实上，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正是对公立医院无形资产出资存有疑虑，但又想鼓励社会资本与公立医院合作才推出此政策。在2015年4月举行的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工作会议上，官方认为从既往的经验看，公立医院以品牌和技术投入，但因这两个要素都难以评估其市场价值，导致公立医院很难在合作中控股。此外，公立医院是财政全资投入，如果公立医院再投资，在新的经济实体中持股，产生的经济效益按照规定应该上交财政，而不是自持。最后，如果公私合作出现问题，在新的公司资产中，公立医院想撤股、撤回品牌，也非常麻烦。
首都医疗集团曾多次参与北京市政府关于公立医院无形资产出资进行股份制合作的研讨，副总裁张哲同样认为无形资产的评估和作价在现实国情下是比较困难的。“北京协和医院无形资产到底值多少钱，是很难说清楚的。”张哲对《中国医院院长》说，“我们非常支持特许经营的政策，认为特许经营是公立医院变相扩张的观点是没有搞清楚特许经营的本质。国家不允许公立医院扩张主要是不想进一步加大公共财政压力和挤压社会办医空间，而特许经营医院的投资并不是公共财政，属于社会办医的范畴。特许经营合作并不涉及产权，公立医院输出品牌和人才，社会资本投入资本和管理，通过长周期合同约定来紧密捆绑合作，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的精神。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民办公助’的一种形式，既有股份制的紧密合作优势，又避开了无形资产出资评估的难题，是目前国情下非常现实又智慧的政策创新。”
营利与非营利性陷阱
“没有哪一个民营资本进入医疗，承诺了非营利性，然后十年以后再赚钱、收回成本，这是不可能的。民营资本早已想出无数方法规避监管，早就想出赚钱和退出的办法了，政府必须面对这个问题，重新解释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及有关的法律规定。”这是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李剑阁在“2015民营医疗发展高峰论坛”上的一席言论。他认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定义是不符合现实发展需要的。
事实上，近年来关于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讨论已有所弱化。2010年之前出版的《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在指标解释中列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和营利性机构的概念。官方解释中，前者指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而设立运营的医疗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其收入用于弥补医疗服务成本；后者指医疗服务所得收益可用于投资者经济回报的弥补医疗机构，政府不举办营利性医疗机构。从2011年开始，这两个解释即从卫生统计年鉴中消失。
零散的表述出现在各类政策文件中，“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成了惯用语。尽管如此，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和营利性医疗机构在政策优惠方面仍然有着巨大的差别。根据相关政策，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可享受与公立医疗机构同样的税收优惠政策，营利性医疗机构则须上缴多种税赋。
政策的优惠也让一些资本有机可乘。庄一强透露，当前有关社会办医的政策，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投资主体定位尚不明确，这使得各地在医改尝试与政策试验中存在很多模糊的行为，如关联交易、暗地分红等“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由于我国对于社会组织的管理较为严格，非营利性组织起步和发展较晚，因而目前非营利性资本在我国较少。我国当前的慈善体系中几乎全是官方、半官方组织，缺乏独立的第三方慈善组织。而在国外，慈善医疗资本是非营利性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宗教医院。
“鼓励非营利性就是要让资本不断投入，那国内非营利性的诱因是什么？”厦门长庚医院总经理刘智纲表示，在大陆营利性和非营利不是重点，医疗服务价格标准才是关键。在如此低的医疗服务价格下，医疗机构想要运转下去，只能依靠药品、检查和政府补助生存。“如果公立医院盖房子买设备都要自己拿钱，有哪家公立医院可以存活？我们房子自己盖、设备自己买、装修也自己来，还要付这么高的税赋，让我们转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我们怎么生存发展？”
刘智纲认为大陆目前对非营利性的诱因不够。台湾健保支付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是同一个标准。台湾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有税务上的优惠，买设备也不扣税。“现在国内讲非营利性，在时机上还不成熟，配套措施并不周全。”刘智纲对《中国医院院长》说，“投资非营利医疗机构不能分红，那税金上有什么优惠？采购成本、土地、医保、奖励方面是否有足够优惠？”
刘智纲解释了厦门长庚医院选择营利性的原因。“台湾的法人其实是基金的概念，捐20亿出去，医疗机构就可以自己运作、有序经营，不再需要基金投入，这样才可以长久生存。而我们现在还需要不断投入，否则无法生存。选择营利性至少可以在医疗服务价格方面有自主权，等将来医院可以良好运营后再转为非营利性。”
而在张哲看来，目前国家政策不应再纠结于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政策多次提到“公立医院资源丰富的城市，可选择部分公立医院引入社会资本进行改制试点”，目前却没有形成成功的可复制的模式，原因在于政策框架不够清晰、思想不够解放。
张哲认为，目前政策框架和舆论有一点陷入到营利和非营利的二元陷阱当中。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的研究表明，医疗机构的逐利性和所有制没有关系。即使是非营利医院也可以通过供应链和其他途径获得利益。“现在讲要破除公立医院的逐利性，说明非营利性医院并不代表它就是公益的，就是不逐利的。营利性医院的法人本质就是一个企业，而从事社会事业的企业在二十一世纪有一个全新的概念叫做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西方发达国家对慈善和公益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大型非营利组织在二十世纪后期的逐步官僚化、低效化被广受诟病，而在二十一世纪被誉为最有希望的社会进步力量是社会企业。因为兼具商业运作基因和强烈社会使命的社会企业可以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地提供公益性产品。”张哲说，“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国有资本具备天然的社会属性和社会责任感，注重投资社会效益及质量安全。国有资本投资营利性医院，甚至把公立医院改制成企业化医院都是应该大力鼓励探索的。”
张哲表示，目前纯社会资本举办的非营利性医院面临着盈利模式不清晰的困境，除非是从供应链中获得利润，但与其用这种藏着掖着、不透明也不受监管的方式，还不如把利润和收益通过报税或上市公司公告等方式向社会明示。而国有资本投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面临体制上的障碍。根据国资委的规定，国有资本对非营利性组织的出资比例不能超过三分之一。在这个规定下，国有资本大规模投资非营利医院无异于缘木求鱼。
“社会资本办医和公立医院改制的最大纠结就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上，因此，我建议国家在政策上不要再特别强调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二分法，除非等到相关配套政策法规可以把非营利组织的注册、监管、优惠政策说清楚的那一天”，张哲说。
阻力重重下蹒跚前行
“中国超过1.3万家非公立医疗机构中，办得好的也就100家。”赵淳认为，国有资本进军医疗服务业，是一股新风。“都是这一两年的事，大部分还在投资、建设、融资、改造当中。现在管理上都是借鉴台湾经验，在实战上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医院办得好不好要以社会效益为标准，这需要一个过程。5年以后，看服务和口碑有没有特色，看是否注重医疗质量和安全。国资投资医疗机构方向是好的，但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路阳曾作为执行院长参与过首都医疗集团旗下北京爱育华妇儿医院项目的前期筹建工作，接触到不少试图参与医疗机构重组、并购和新建的投资者。他对非公医疗的发展持谨慎乐观态度，因为找他帮忙做调查、并购医院和出方案的投资者有来自药厂、上市公司、体检机构、搞房地产、做美容、做物流的人，甚至还有卖液晶面板的。路阳认为这些进来的和试图进来的资本还不成熟，对医疗行业的理解、积累远远不够。它们根本不足以撼动公立医院的整个体制。此外，政策环境也不足以让它们产生冲击。“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形成改革，但这种改革不是它们自身去改革什么，而是它们的存在改变整个市场机制，倒逼公立医院改革。”路阳判断。
路阳举了一个例子。现在北京爱育华妇儿医院想找一个从公立医院走出体制的医生非常困难。举个例子，如果医院开出50万的年薪想要招聘一个医生，人家说公立医院也涨工资了，月薪5万。“这就是非公立医疗机构的贡献，逼着公立医院尊重医生，给医生涨薪。”
非公立医疗机构一边倒逼着整个医疗环境的改变，一边也面临着艰难的生存危机。
2008年开业的厦门长庚医院，曾被认为是非公立医疗机构的标杆性医院，然而2015年，这座来自台湾的财团法人医院却面临着2000张床位只开放800多张、日门诊3000左右、收支勉强持平的尴尬局面。过去7年间，国家鼓励社会资本办医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为何厦门长庚医院却处于如此境地？
“7年多发展没有预期的顺利是可以理解的。”刘智纲坦言，“我们不能挖公立医院的一把手过来，他们过来厦门长庚就变成公立医院了。我们要自己培养人才，速度上不会像公立医院那么快。”人才短缺是厦门长庚医院面临的最大困难，厦门长庚医院培养的人才受到其他机构的青睐，人员不断流向公立医院，尤其是护士、药师、放射等医技部门人员，为了留在体制内，他们义无反顾。人才资源被不断稀释，医院发展困难。
为了适应大陆的医疗环境，厦门长庚医院在制度方面做了很多调整。“已经不完全像台湾长庚医院。”刘智纲说，大陆的法规政策必须得执行，医院的住院医师培训还要符合国家规培要求；主诊医生负责制还得遵循三级医师制；过去台湾的病历全部是英文书写，这里都是中文。“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很多事情都得落地，在落地的过程中必须去理解大陆的环境和文化，台湾公布一个政策马上就可以落地，这边政府发布政策过了3年，地方还没有听说。”
“很多事情风光地开幕，后面就没有结果了。”这个来自台湾的中年男人一脸无奈，“我们要调整一下思路，我们要学习，要深刻理解哪些事情要认真执行，哪些事情形式意义比较大。不然就在那里等着，实际上不会有结果。”为了生存，厦门长庚医院改变自己去适应大陆的环境，但有些东西是他们必须要坚持的，那是厦门长庚医院存在的根本意义。
“台湾长庚的精神和理念我们还维持着，有些特色是大家希望我们必须坚持的，比如不收红包、不收保证金、先看病后付费、不随便开药不随便做检查、很低的平均住院日。这些都跟医疗质量关系密切，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刘智纲说。
刘智纲介绍，厦门长庚医院的优势更体现在管理方面。“医院实行医管分开，营运是行政的事，院长不管这些，他以抓医教研为主，其他事不需要他操心。但行政做了工作会跟院长汇报，共同做决策，医管分治也是医管同治。专业分工之后还有整合，资料和数据比较透明，可以公开，因此成本控制比较明确。”
对时下汹涌的社会资本办医浪潮，刘智纲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国有资本之所以能够大举涉足医疗行业，实际上是由于民间资本进来的空间不大。由于种种限制，台湾的投资者都是来大陆赚顾问费，没有落地经营的可能性。刘智纲认为，分配正义是医疗的最关键环节，台湾大城市的医疗机构没有任何扩建理由，不管公立私立政府都不允许扩建，要建就去偏远的地方。
“目前医疗服务处在供不应求的状态，国资进来没有问题，但关键是这些医疗机构不要变成公立医院，不要再叫事业单位，在管理、运营上要彻底民营化。不要政府补助，和我们一样的条件，什么都没有，看能不能生存。这样才能验证国家要不要鼓励社会办医。”刘智纲小小地牢骚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