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国史研究 全面认识和正确评价新中国历史等
加强国史研究 全面认识和正确评价新中国历史
[论点摘编]
加强国史研究 全面认识和
正确评价新中国历史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
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研究员
《高校理论战线》特约记者
国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简称，指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和300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范围内，社会以及社会与自然界关系的历史，是正在行进并且不断向前发展着的中国历史的现代或当代部分，也就是中国现代史或中国当代史。
区分人类社会不同阶段的主要标志在于与不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社会形态，应将中国近代史的上下限由原来的1840—1919年改为1840～1949年，并将中国现代史的起点由原来的1919年推迟至1949年。在这个前提下，再把中国现代史与国史、当代史合并；合并后，可以称“中国现代史”，也可以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或“中国当代史”。不管称什么，都应当把“中国现代史”专业从现有的“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中独立出来。
为了更大程度地体现国史的特点，应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或道路的角度来观察和划分国史的不同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1949～1956年，这是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以苏联的建设道路为目标模式的时期；1956～1978年，这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要突破苏联模式，用计划经济体制加群众运动搞建设的时期；1978～1992年，这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在经济体制上采用计划经济加市场调节模式的时期；1992—2003年，这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局面的时期，或者说是从确定建立到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2003年至今，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人新的发展阶段的时期，或者说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的前提下，更加注重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和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时期。国史的主线至少应当有三条，即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三条主线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影响和左右着国史的发展。
要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的历史，特别是那段历史中发生的失误和错误，那段历史对于改革开放的意义在于：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前提；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保证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郑珺摘自《高校理论战线》2009年第5期，全文约15000字)
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钟开斌
取得抗击“非典”斗争重大胜利以来，中国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工作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进步：全国应急预案体系基本形成；应急管理体制逐步理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于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在应对2008年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四川汶川5·12特大地震等重大灾害的过程中，极大地降低了突发事件造成的各种损失。
抗击“非典”疫情的过程暴露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管理所存在的各种基础性缺陷和应急管理工作中存在的诸多薄弱环节。此后，中国开始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积极探索，2003年成为中国全面加强应急管理的起步之年。
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一案三制”，即预先制定能切实、迅速、有效、有序解决问题的应急预案；建设具有综合性、常规化和制度化特征的新型综合协调型应急管理体制；构建包括预防准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善后恢复等多个环节的应急管理机制；建立以宪法为依据、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为核心、以相关单项法律法规为配套的应急管理法律体系。
中国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以全面整合为基本特征，有效地实现了应急管理工作从单一性到综合性、从临时性到制度化、从封闭性到开放性以及从应急性到保障性四个方面的积极转变。
在未来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过程中，总体思路是以“三移”推动“三靠”，即通过应急管理的关口前移、重心下移、主体外移，形成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综合性的应急管理网络以及常态和非常态有机衔接的机制，塑造“小灾靠自己，中灾靠集体，大灾靠政府”的应急管理工作理念。(郑珺摘自《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1期，原文题为《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回顾与前瞻》，全文约16000字)
“台湾当局”对非洲农技“外交”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
(1960～1971年)
张绍铎 胡礼忠
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进入了关键时期，为了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台湾当局”在非洲展开了农技“外交”。
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非洲在联合国只拥有4个席位，到1971年已增加到42个席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出驱逐“台湾当局”代表并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要求，但始终受到美国和“台湾当局”的阻挠。随着非洲独立国家在联合国表决权的增加，其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便显得举足轻重。
“台湾当局”对非洲的农技援助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一是向非洲国家直接派遣技术援助队；二是邀请非洲国家农业官员和技术人员到台湾接受培训。虽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没有达到“台湾当局”预期的目标，为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在第二十届联大后“台湾当局”进一步加大了援助非洲的力度。但非洲国家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投票取向，既要受到非洲自身政局演变的左右，也要受“台湾当局”援助非洲政策的调整和中国内政、外交以及国际影响力演变的影响，还要受到“台湾当局”所依托的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国际战略以及对中国政策演变的制约。(郑珺摘自《西非亚洲》2009年第3期，全文约9000字)
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历史、规模及其影响
李安山
中外医疗卫生合作是指中国以派遣援外医疗队为主，在援建医院、提供医疗设备和药品、培训医务人员、建立疾病防治中心与治疗疟疾和艾滋病等传染病方面与相关国家的合作。以派遣援外医疗队为主的中外医疗卫生合作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形式，也是中国官方发展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
1963年1月中国派医疗队赴阿尔及利亚，开创了我国援外医疗队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中国加大了对外援助的力度，援外医疗队的数量大大增加。1994年中国首次向拉美派出医疗队。21世纪以来，除继续向非洲派遣医疗队外，在海啸期间也曾向泰国、印尼和斯里兰卡以及在巴基斯坦和缅甸地震时派出救灾医疗队。
截至2006年，我国先后向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欧洲和大洋洲65个国家和地区派出医务人员18000余人次，诊治病人约2.4亿人次；曾向45个非洲国家和地区派遣过援外医疗队。
派遣援外医疗队是我国同第三世界发展友谊与
合作的重要渠道，这种援助改善了受援国人民特别是患者的健康和生活，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队的服务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进一步了解中国，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展现了中国的软实力。同时，援外医疗队传播平等思想、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加深了其他国家对中国传统医学的认识，为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郑珺摘自《外交评论》2009年第1期，全文约26000字)
从1956年《人民日报》“两论”看中苏两党分歧
杨永明
自苏共二十大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多次讨论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于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一论》)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再论》)，合称“两论”，对苏共二十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表示了态度。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总结报告和《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提出了有别于斯大林时期的一系列内外政策，并对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进行了深刻揭露和尖锐批判，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
为了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中共在《一论》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斯大林的功绩给予充分肯定，但对斯大林所犯的重大错误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但是波匈事件的发生和铁托普拉讲话的发表使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对斯大林的功过问题明确地表态，《再论》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中共中央对斯大林的看法。中共中央这时关注的重点不再是如何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而是如何增强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团结，以使社会主义阵营在与帝国主义阵营的对抗中不致失败，因而对斯大林的态度也发生变化，提出要为斯大林辩护。《一论》充分肯定了苏联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再论》在强调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又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任务。1959年底毛泽东认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在很多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走上了“修正主义”或“半修正主义”道路。
“两论”的主旨是为了澄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混乱思想，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回击帝国主义掀起的反苏反共浪潮，但是由于中苏两党对于斯大林的评价等基本问题存在着不同认识，最终演变为60年代的公开论战，不仅影响了两党关系，而且也影响了两国关系，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郑珺摘自《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全文约86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