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反对苏共老子党作风的斗争（二）
邓小平再赴莫斯科,
批判苏联大国沙文主义
1960年底莫斯科会议结束后,中苏关系出现了短暂的缓和期。1961年1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苏采取缓和的方针,停止论战,把力量集中在国内经济调整工作上。几乎与此同时,苏共也召开中央全会,科兹洛夫在全会上提出今后对待中共应继续执行加强友谊的方针,最好同中国政府就涉及共同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不断地进行协商,互通情报,一如既往地给予中国物资技术援助。仅仅在1961年上半年,中国就两次派出经济、科技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商谈经济、科技合作问题。
但好景不长,到1961年底,中苏之间的论战又复燃。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这实际上是针对中国的。对此,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没等大会结束就提前回国了。
1962年三四月,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利用新疆北部粮食减产、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等暂时困难,煽动伊宁、霍城、塔城等地区居民跑到苏联去。至5月底,逃往苏联的居民达6万多人。
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意大利共产党、捷克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先后召开代表大会。在这五个党的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人带头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共,并暗示阿尔巴尼亚攻击苏共是受中国唆使的。参加东欧四国党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伍修权和参加意共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赵毅敏分别在当场进行了有力的反击。此外,为了回答这些攻击,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3月,中共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等文章,虽然没有点名苏共,但批评的都是苏共的观点。
1963年2月23日,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契尔沃年科交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该信表示愿意同中共恢复团结,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和举行两党会谈,共同筹备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在德国党六大上提出停止公开论战,而他自己却在进行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党和其他兄弟党。只许你们批评,不许别人批评,不行,我们还有几篇文章,发表完了就暂停。
3月9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欢迎苏共中央在信中提出的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建议,认为它是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一个必需的准备步骤。复信希望赫鲁晓夫在他访问柬埔寨的时候路过北京,举行两党会谈,交换意见。
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在信中除详细阐述了他们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外,还提出了一个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并建议以他们提出的这条总路线问题作为两党会谈的基础。4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苏共中央来信,毛泽东决定起草一份全面系统阐述中共观点的文件,提出同苏共来信针锋相对的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并委托邓小平负责,起草好以后再交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文件,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由陈伯达带领一批人和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分别起草。最后,毛泽东决定以陈伯达起草的文件为基础,进行反复修改,最后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从表面看,这个文件全面阐述了中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但实际上却针锋相对地批判了赫鲁晓夫从1956年到1963年在政策和理论方面的观点。
6月14日,中共中央把《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作为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的答复交给苏共中央。苏方对这个文件的反应十分强烈。6月18日至21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对即将举行的苏中两党会谈作出决议,说苏共中央断然拒绝中共对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决议进行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诽谤性的。赫鲁晓夫讲话说,中共领导人使苏中分歧“尖锐化到极点”。
7月5日,以邓小平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分乘两架飞机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苏共代表团团长为苏斯洛夫,团员多半是些理论界的权威。在中共代表团出发前,中央拟定的方针是:坚持原则,高屋建瓴,放手反攻,以理取胜,不急于达成协议,以不破裂为限度。
中苏两党会谈从7月6日开始。第一次会谈由苏斯洛夫发言。他按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照本宣科地宣读。他强调《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应当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内容,而《宣言》和《声明》的核心就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接着,他又论述了通过和平竞赛消灭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7月8日,第二次会谈举行,由邓小平发言。他着重讲了中苏两党分歧的起因、发展过程和分歧的性质,从苏共二十大一直讲到欧洲五个兄弟党代表大会,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两党分歧都是苏共一手造成的。
7月10日,举行第三次会谈,由苏斯洛夫作第二次发言。苏斯洛夫主要回答了邓小平讲的分歧从何而来的问题。他说,分歧是从戴维营之后开始,从那时起,中国对苏联采取对立的态度。他攻击中国搞分裂主义,说发表《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等文章就是搞分裂活动。
7月12日上午,举行第四次会谈,由邓小平作第二次发言。他主要讲苏共搞分裂的问题,从布加勒斯特会议讲起,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苏共是如何进行分裂活动的。他还批评苏共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对中国如此,对阿尔巴尼亚也是如此。接着,他在谈到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本来应该是独立的、平等的,没有什么“领导党”和“被领导党”、“上级党”和“下级党”之分,问题正是由于苏共坚持列宁所一贯反对的大国沙文主义,以老子对待儿子的态度来对待其他兄弟党。
中苏两党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用公开信的形式逐条反驳了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7月15日,举行第六次会谈,由彭真发言。他指出,苏共中央在两党会谈期间发表了《公开信》,大肆攻击中共,严重损害两党会谈,使人有理由怀疑苏方是否有诚意在会谈中消除分歧、达成协议、加强团结。接着,彭真着重批判了苏共提出的“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路线。
7月17日,举行第七次会谈,由安德罗波夫发言。他指责中共代表团在发言中指名攻击赫鲁晓夫,挑拨赫鲁晓夫跟苏共中央的关系。他说,赫鲁晓夫跟苏共中央是一致的,赫鲁晓夫代表苏共,批评赫鲁晓夫就等于批评苏共。
7月19日,举行第八次会谈,由康生发言。他首先批评苏共违反协议,在两党会谈期间把会谈中的分歧,用公开信的形式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接着,他专门讲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斯大林问题。当他谈到赫鲁晓夫过去如何吹捧斯大林,从苏共二十大起又如何咒骂斯大林,前后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时,苏斯洛夫满脸通红,当场提出抗议,说苏共断然拒绝这个发言。邓小平没有理会,让康生继续把稿子念完。
7月20日,举行第九次会谈。会谈一开始,邓小平就按照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的方案首先讲话。他指出,从前几次会谈的情况看,中苏两党存在严重分歧。特别是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后,苏联报刊纷纷攻击中共。在这种情况下,两党就某些问题达成协议已不可能。因此,中共代表团建议:中苏两党会谈暂时告一段落,休会到另一个商定的时间再举行。苏方表示同意。
7月20日晚,赫鲁晓夫举行宴会,招待中共代表团。在交谈中,赫鲁晓夫说,我们两党没有严重的分歧,分歧是臆造的。邓小平说,你不是在苏匈友好大会上讲我们是独特的路线、搞分裂,而你们是马列主义路线,这不是分歧吗?我们6月14日的复信和你们7月14日的《公开信》,就是两条路线,明摆在那里,怎么不是严重分歧?你们这次《公开信》,我们准备发表。我们希望你们也发表我们的东西,发表我们从1962年底到1963年初发表的几篇文章。既然公开争论,就应当堂堂正正地进行,把双方的观点都摆出来,让大家来判断谁对谁错。赫鲁晓夫说,我们不希望加剧公开争论,我们不能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不能发表那些毫无根据的攻击。邓小平说,不是毫无根据,很多都是引用你的话,许多观点都是你自己讲的。你讲了那么多话,很对不起,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引用你的话。
在此以前,即7月19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出:苏共中央发表的《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观点是中共不能同意的。声明还宣布中共将在适当的时候,对苏共中央的上述信件中提出的问题,加以澄清和评论。
树欲静而风不止。在苏美关系日趋缓和、中国国内“左”的错误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中苏分歧由内部争论终于演变为了公开论战。1963年、1964年中苏大论战期间,苏联报刊发表了2000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对于苏共的攻击,中共进行了反击,并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社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先后发表了9篇文章,即《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同苏共展开大论战,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为了探寻恢复团结的途径,首先是为了摸清情况,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率团赴莫斯科,出席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活动。但在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举行的招待各国代表团的盛大酒会上,当贺龙向苏军元帅们敬酒叙旧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过来向贺龙挑衅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把毛泽东也搞掉,这样我们就和好了!对此,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提出严正抗议。在中共代表团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等举行正式会谈时,在谈到赫鲁晓夫下台前曾定于12月15日召开26国起草委员会、1965年年中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问题时,周恩来说,起草委员会的组成、会议的日期、程序事先都没有同中共协商,这实际上是赫鲁晓夫下的命令。中共不同意召开这个会议,也不参加这个会议。如果你们一定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间的原则分歧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1965年2月初,苏联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前往越南访问途中,有意在北京作短暂停留。在京期间,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接见了柯西金。毛泽东在接见柯西金时再次谈到3月1日召开的国际会议,他说,现在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还不成熟,要往后推,不解决阿尔巴尼亚问题什么会也不能开。在谈到停止公开论战时,毛泽东说,现在还不能停,公开论战要一万年,看来少了不行。柯西金说,如果我们能经常见面,有些问题可以提前解决,用不了一万年。毛泽东回答说,可以,可以减少一点儿时间,可以减少一千年,从一万年减到九千年,这是我们最大的让步了。当柯西金提出我们是否可以团结在一起同帝国主义斗争时,毛泽东说,大概十年以后我们两党可以团结起来。只要帝国主义动刀动枪,对着你们也好,对着我们也好,我们就会团结起来。现在为什么争吵呢?就是因为在和平时期帝国主义耍软的一手,把你们提的口号统统接过去了。看来,我们两党的关系,中苏的团结,可能还得请帝国主义帮忙。时间可能在十年、十五年以后,也许它更帮忙,那就是七年、八年以后,我们可能团结起来。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分裂。
1965年3月1日至5日,苏共新领导人不顾各方的反对,举行了所谓的“协商会晤”。被邀请参加“协商会晤”的26个党中,只有19个党参加。中国、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尼、朝鲜、罗马尼亚、日本7个国家的党没有参加。3月23日,人民日报社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文章指出,苏共新领导虽然改了一个名称,叫“协商会晤”,但它的性质还是一个分裂的会议。赫鲁晓夫下台后,苏共新领导勃列日涅夫掌权,仍然不听兄弟党的劝告,还是要开会。可见,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是赫鲁晓夫分裂主义的继承者。这篇社论实际上宣布了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也公开宣布了中共领导人同苏共新领导人的决裂。
1966年2月24日,勃列日涅夫以苏共中央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将于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在讨论是否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时说,我们党去不去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我看不能去,也不必发贺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于3月22日复信苏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由此,中苏两党中断了一切往来。
邓小平对中苏关系的思考
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身处逆境,但他一直在思考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一直在思考和总结中共在反对苏联领导人大国沙文主义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邓小平重返中央领导岗位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一再强调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应当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办法,总结过去的经验。他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为中共提出了新的党际关系原则:永远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于1980年提出了“处理兄弟党关系的重要原则”,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绝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当成一条重要的原则。”在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这些原则被概括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后来,他又指出:“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行呢?”“各国党的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
邓小平后来用简洁明确的语言,对当时的中苏关系作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论断。1989年5月16日,他在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指出:“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谈过去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续完)
(责任编辑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