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王明迥异的利益着眼点
成长经历的不同
毛泽东长王明11岁，两人虽然都出身农家，可却有着不一样的父亲。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个勤劳节俭的农民，靠着克勤克俭，使得毛家在小小的韶山冲算得上不大不小的财东。他对儿子没有过高的奢望，理想是儿子识字记账，再学会打官司就行了。因此，少年毛泽东被父亲当作“长工”一样使唤，因为读书，不知被父亲痛骂过多少次。在与父亲的争执中，他变得极为敏感且具叛逆个性。
王明原名陈绍禹，父亲陈聘之是读书人，私塾先生。毛泽东6岁就干农活，王明5岁则随父亲读书。与毛泽东9岁入私塾读书相比，王明早了4年。而更重要的是，有父母的期待和支持，王明的读书求学，根本用不着像毛泽东防范父亲那样小心翼翼。少年王明是个乖巧聪明的孩子，一手工整娟秀的楷书，每逢腊月，小小年纪的他都要给街坊邻居写春联，凡教过他的先生没有不欣赏他的。
生活在农村的少年毛泽东，天天和农民在一起，与农民有着最为亲近的情感联系，常常为他们的遭遇抱不平。1910年4月，长沙发生饥荒，粮价飞涨，民不聊生。饥民们去官府请愿，非但没有得到安抚，反而遭到镇压。消息传到韶山，毛泽东十分痛心，对官府的行径极为愤怒，几十年后还感慨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而王明所缺少的正是这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他基本是在父母的呵护下，在远离实际的私塾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期。
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走出韶山冲，入湘乡，进长沙，闯北京，纷繁多变的外部世界给予他极大的感官和精神冲击。他信过康有为、梁启超，信过孙中山，最后信过陈独秀，成为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对政治有着一种莫名的冲动，这在他的《民众的大联合》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文章说：“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种社会的担当，这种历史的责任，这种年青人一往无前的霸气，已是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在他参与发起的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中，他已成为风云人物，报刊上频频出现他的姓名，社会各界已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他。此时的他还没有固定的政治信仰，对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1920年夏，他在上海与陈独秀相会，陈独秀所谈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话，使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不久，陈独秀相约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创建共产党，毛泽东成为湖南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6岁那年，王明考入设在六安县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钱杏村也即阿英是他的国文教员。1924年夏，王明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时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到处都洋溢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热情，他亦为潮流所激荡，成为商大的积极分子。正是在商大，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理念和政治信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谓之“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耳目为之一新，思想为之一变。”1925年10月，王明在商大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王明等60余人，由上海启程前往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学习。
很快，王明被中大副校长米夫看中。米夫比王明大3岁，是个少年得志的布尔什维克，教授列宁主义课程，主要宣讲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他不重实际，讲课时很少理论联系实际，一味从概念到概念，一堂课下来，不知讲了多少政治术语。而这，正中喜欢死记硬背的王明的下怀。在课堂上，他争先恐后地举手发言，就这样引起米夫的重视和青睐。
1927年1月，米夫以联共宣传家代表团团长身份来华，王明作为米夫的翻译，与其由海参葳乘船，于3月到达广州。期间，王明除充当翻译角色外，还帮助米夫作一些具体的工作。当时，共产国际六大通过了一个纲领，其中的精髓是：“保卫苏联已成为目前各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王明多少也有些倚洋人而自重，据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宋侃夫说：“王明这时活动多，到处讲话，做报告。”内容多与保卫苏联有关。
同时，王明还在《向导》发表文章，阐发共产国际纲领，提出苏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他把当时中苏两国断绝外交关系，看作是“武装进攻的第一个信号”，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值得革命的中国民众注意；因为它直接关联着世界革命的命运。”这个“武装进攻苏联”，一直困扰着他，他为此而担惊受怕，为此而呕心沥血，这是他政治崛起的起始点和立脚点。
中央地位的升降
1927年的中国政坛波谲云诡，变幻莫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五大在广州召开，王明作为米夫的翻译列席会议，毛泽东则是会议的正式代表。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一再强调农民运动、土地政纲等，王明对此应有印象和记忆。
毛泽东正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从长沙启程分赴宁乡等十余县考察党务，实际是考察农民运动。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他看到，昔日被人欺的“泥腿子”，如今在乡村也挺直了腰杆说话，农民运动正以“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之势，“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在几乎一边倒的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责难声中，毛泽东却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大声高呼农民运动“好得很”。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连续发动武装起义。其中，南昌起义为维护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打的还是国民党的旗帜。在运筹秋收暴动时，毛泽东响亮地提出：“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毛泽东成功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带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军，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殊死斗争。
会后王明回到莫斯科，正值中山大学内所谓“党务派”和“教务派”斗争激烈之时，王明看准机会向米夫献计，先争取超然于两派以外的力量，然后再向“党务派”靠拢，以此挫败“教务派”，进而控制“党务派”。王明的计策果然得逞，米夫当上中山大学校长，不久又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自此更视王明为难得人才，据曾在中山大学留学的陈修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回忆：“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一跃而为‘中大’的秘书，实际上成了‘中大’的‘无冠之王’，支配全校同学的命运。”
从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无障碍地进行宗派活动，拉帮结派，罗织罪名，排除异己。有人对王明等行径的描述可谓深刻透彻：“他们这些人，对马列主义的书本是啃得多一些，一讲起话来就引经据典，张口马克思、列宁在哪月哪本书第几页上怎么说的，不用翻书，滔滔不绝，出口成章。仗着能说会道，骗取第三国际领导的信任；然后又利用第三国际的威望来压制、打击不同意见的人，特别是王明，作风很不正派，善于在领导面前吹吹拍拍，因而取得第三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完全信任。因为他得到第三国际领导的信任，他又以此为资本，去骗得张闻天、沈泽民、王稼祥等人对他的信任，以为他就是‘国际路线’的代表，跟着他没有错。”
王明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学生，完成学业毕业后成了米夫的忠实帮手，为了在中山大学脱颖而出，更因受苏共党内斗争的影响，制造了好几起冤案，后来又把矛头直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指在中共党内有一定威信的瞿秋白、俞秀松等，以此显示自己更加布尔什维克。难怪中山大学的“多数同志称陈绍禹等是‘米夫的走狗，只知当翻译，拿高薪’，借着米夫的势力，专门做小报告，打击同学。”
王明还写了多篇文章，鼓吹城市暴动，认为“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全中国大暴动”和“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总胜利”即将实现。文章的理论基础和语言风格完全苏俄化。一个以苏俄模式为样板的中共未来领导人，已经在苏联产生了。1929年3月王明奉命回国，在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中，他借批判陈独秀之机，又把苏联摆到高于中国的位置，提出武装保护苏联的口号。他奉苏联为世界革命的圣地，称保卫苏联就是保卫世界革命，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就保卫了本国的革命。
1931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包办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压制不同意见，硬是扶持王明上台，使王明一步一层天，由中央委员到政治局委员，再成为政治局常务，从而实际掌握中共中央实权达4年之久。而正是此时，毛泽东“运交华盖”，一直受临时中央局的排挤，先是宁都会议解除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继而开展实际针对他的对“罗明路线”的批判。三十多年后毛泽东与外国朋友谈起这段经历时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统一战线的分歧
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战争的统一战线。根据这个精神，王明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于8月1日在巴黎的《救国报》发表，后通称《八一宣言》。这是他在抗战中最为炫目的亮点，他也常常以此炫耀。而此时，他又由对国民党全面排斥改为一切服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说，“建立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军队的基础已经有了”，“政治制度民主化的过程已经开始”，“中国正在成为统一的和有组织的国家”。
与此相反，毛泽东早就看清了蒋介石的用心，即将红军大批地开赴华北前线，借助日军的精锐消灭红军。所以，毛泽东一再坚持红军是“独立自主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根据这个精神，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强调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
正是在洛川会议后，王明衔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之命回国。行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特意接见了王明，让他作为“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回国“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斯大林之所以派王明回国，是担心中共独立自主的原则会得罪蒋介石，从而失去苏联的东面屏障，招致两面夹击。说穿了，斯大林担心苏联的国家利益会受到威胁。
到延安不到一个月，王明便急切地提议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主题报告，声称所传达的都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他系统地批评了洛川会议的方针，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些明显与洛川会议相左的意见，使与会者犯起迷惑。可是，由于王明手握“尚方宝剑”，大多数与会者都对他的意见采取了赞同的态度。彭德怀就感到为难起来，“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因此他自己也糊涂了，“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更使彭德怀感到困难的是，会议结束后如何传达贯彻。实在没有办法，他只好在传达贯彻时，说“毛主席是怎么讲，王明又是怎么讲，让它在实践中去证明吧。”高级指挥员如彭德怀都如此困惑，更甭说其他指战员了。而十二月会议所造成的后果，也正如彭德怀所说：“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官兵叛变的现象。同时，国民党对八路军的发展加以限制，对共产党的发展也加以限制，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
十二月会议后，王明来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虽然在十二月会议上王明占了上风，可会议毕竟没有形成决议。所以，到了武汉后，王明未经中央允许，便擅自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片面强调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忽视两党抗战路线的区别，并在中共中央已经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后，又提出新的六大纲领，鼓吹“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
蒋介石看到了王明的“价值”，更赏识他关于国共合作的一些讲话。当王明还在延安时，蒋介石就希望王明“来（武）汉相助”，共同商量解决两党关系的问题。在国民党一片“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鼓噪声中，1938年2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却附和这种声音，指出在军事上要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
毛泽东看到了王明的问题，在决定王明是否还去武汉时，明确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上，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汉去。”中央也作了决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再回来。”可是，王明根本没有执行这一决定，一直到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且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才姗姗回到延安。而他自己也直言“不愿留在延安工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延安有个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中央，他的言行总得要受之约束。他在武汉可以避开延安，况且他的共产国际身份，在此可以充分展现其能量。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讲演，这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件。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指示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刊登此文。但王明借口文章太长不予刊登。中央又致电长江局，让分期刊登，王明仍然不予理睬，就是不同意刊登，至于为什么，王明直到晚年才透露其心机：“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共产党的政策是，中国人民应当积极同日本侵略者作战，这一方面是为了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则借以阻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反苏战争。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
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尽量忍让，却使王明产生错觉，以为他的钦差大臣地位本该如此，更是将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凡事都是不请示汇报，先斩后奏，客观上已与中央闹起独立。这些被早已赋闲的共产国际前代表李德看得一清二楚，他和很多人都已把长江局称作“第二政治局”，并说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却很少露面”。连张国焘也说王明“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
1938年7、8月间，王稼祥由莫斯科回国，带回共产国际的新指示。指示肯定朱、毛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政策”，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重大命题。
会议结束当天，毛泽东为会议再作结论报告。他说：“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六中全会对王明采取了温和式的批评。毛泽东根据王明“完全同意各报告”的态度，指出：“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王明则口服心不服，对毛泽东在六中全会所作的报告，一直持抵触的情绪。他的“完全同意”，其实是敷衍过关，他仍然攻击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太左了，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好的；认为目前应当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
对美关系的分歧
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适时改变了对美方针，有着与美国结成反日统一战线的良好期待。美国也注意到中共在抗日战场上的突出作用，开始重视对中共的工作。1944年7月，美国政府派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毛泽东将之称为中共“外交的工作开始”。他亲自为《解放日报》修改社论，称美军观察组为“战友们”，指出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是中国抗战以来最大兴奋的一件大事”。他希望美军观察组的工作“会增进中美两大盟邦的团结，并加速最后战胜日寇的过程”。
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回忆：“我们刚一到延安，毛泽东就在一天夜晚的联欢会上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非常想更多地了解你们，当然，你们也想更多地了解我们。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后来，在枣园，毛泽东曾与我进行过长谈。他直率地向我谈起我们之间的关系，同时详尽地向我解释了中共的政策，解释了他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并展望了战后形势的发展。我强烈地感觉到，他为了进行中国的建设，确实希望同美国进行合作。他十分希望把这些信息传达出去。”
这些信息很快便传至美国白宫。1944年11月，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会谈，协调国共关系。会谈结束后，毛泽东应赫尔利的请求，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
但王明对此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说毛泽东走得太远了，已经背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他在《中共五十年》中对此有如下叙述：
1944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驻华使馆二秘约翰·谢伟思谈话时说，“我们不等待俄国的援助……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应该合作”。当时他甚至对美国记者格·福尔曼说，“我们并不追求苏维埃俄国那种社会政治模式的共产主义。我们宁肯这样认为：我们所做的无非是林肯在国内革命时期为之奋斗的事情，这就是解放奴隶……”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宣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为新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他肯定，“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其他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他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旦胜利，就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观点。
王明还说，在国共内战爆发时，毛泽东就“幻想由美国迫使蒋介石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首，有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团体参加的‘联合政府’”；解放战争时，毛泽东“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不向美军开一枪一炮。政治上他沿袭‘门户开放’的策略以期同美国合作。”朝鲜战争时，毛泽东犹豫一当中国出兵，“中美传统友谊就完了！”出兵后，当得知杜鲁门严禁麦克阿瑟下令轰炸中国东北时，毛泽东又懊悔中国不该出兵，寻求尽快地“结束战争”，以“逐步恢复中美友谊”。
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是个“亲美狂”。为进一步论证毛泽东与美国的关系，他甚至说：“1964年和1965年白宫先后把斯诺、李宗仁派往中国与毛泽东密切接触。”并说：“不言而喻，毛泽东和斯诺这样的老朋友无疑反复讨论了‘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如何开展等问题，尽管斯诺没有写过与此有关的报道。”
毛泽东在处理中美关系时的高瞻远瞩、因势利导和远见卓识，基于坚定的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王明则带着有色眼镜，固守一成不变的东西方冷战思维，甚至憧憬着“使中国返回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凡是与之相违，则都是“反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王明所不能容忍的。这也难怪，因为在他70年的生命里，竟有最为关键的30年是在苏联度过的，他的思维乃至语言都与苏联融为一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