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父茅以升与《蕙君年谱》
近日，收到大妹戴玮从美国发来大姑父茅以升所作《蕙君年谱》的电子版。据姑父的大外孙徐安泰说，前时从美国回国，在家里看到《蕙君年谱》的油印本，发现已颜色褪尽，很多地方字迹难以辨认，于是将它变成电子本，供亲友阅读，回忆“这一片历史的空间”。读了这本久违了的《蕙君年谱》，十分亲切，勾起了我对大姑父、大姑妈半个多世纪的深切缅怀。
一
大姑父茅以升是我国的著名桥梁工程专家，1933-1937年主持修建了我国第一座公路铁路兼用的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近代大桥设计和建造的局面，成为中国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我的大姑妈戴传蕙，姑父一直呼之为“蕙君”。大姑妈气度娴雅，脸庞圆润甜美，一双大眼睛动人含情，知书达理，写得一手端丽的小楷。他们的婚事是父母做主定下的，姑妈生于江苏扬州一个诗书之家，父亲戴祝尧，字冠瀛，文学和书法在当地是一流的，终生以教书为业，同茅家是门当户对。戴家同茅家有亲戚关系，戴传蕙的三婶就是茅以升的姨妈，正是通过这位姨妈的撮合，二人结下了姻缘。姑父在年谱的开篇对姑妈作了如下记述：“幼承家学，聪慧过人，好文学，工家务，堂上钟爱，戚尚传闻。”姑妈处置家务井井有条，与大姑父相伴终身，对他事业上的成就，起了重要的作用。
大姑父和她一见面，就非常喜欢。1912年，姑父18岁，于扬州小东门粉粧巷戴府与姑母成婚。《年谱》记曰：“六月十九日申时，我往戴府，成礼，登堂时见灯烛辉煌，宾朋引领，蕙君衣轻縠，曳罗裙，云髻蛾蛾，容光焕发，我和她行礼时，目眩神移，莫知所措。”结婚时，姑父送给妻子的礼物是沈三白的《浮生六记》。这也为他们未来的生活展示了不平凡的前景。
结婚后，姑父回到唐山路矿学堂读书，毕业后又去美国留学，妻子独自带着长子茅于越在婆家过大家庭生活。1917年，姑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夫妻分居，妻子每月带孩子零用仅两元，姑父无力接济。生活虽然辛苦，夫妻都不觉为苦，他们时有通信，述说别离之情。秋天，蕙君寄姑父一信，内有照片一帧。蕙君单身独坐，夏季服装，下着黑裙，照片后亲笔书写杜甫诗“月夜”两句：“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姑父在年谱中记曰：“为之惆怅不已。此照我复印多帧，以一张怀藏夹中，不时取出对看，纸上温存。有一次蕙君来书，提到唐诗‘闺中少妇不知愁’，云‘为何不知？’”其中夫妻的恩爱之情，至今读来，依然十分缠绵感人。
姑母是戴氏长女，我的父亲戴传安（字筱尧）是九弟。至“文革”初，姑妈的九位兄弟姐妹，只剩“一头一尾”，其余都已作古，所以大姑父和我们一家关系特别亲密。1981年我到北大进修，姑父介绍他的好友、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和宗白华做我的美学进修导师，成为他们的关门弟子。我节假日常住在姑父家，他还和我讨论《红楼梦》，给我看他所写研究《红楼梦》的论文；大妹也有一段时间到北京照顾姑父。1967年姑妈去世，姑父极其伤心。1970年，他对姑妈的伤感微微平复，便利用这段难得闲暇的时间，为纪念逝去的妻子，也为给孩子“有一番交代”，编述《蕙君年谱》，历时一年有余，至1971年7月书毕。自她 19岁写至终年73岁，共10万字。
写作期间，姑父因为手头缺乏书面材料，全凭记忆，为避免失误，他以一个科学家的严谨作风，时时写信给我的父亲，核对事实。在写作时，常为推敲一个词句，冥思苦想，用手指敲打桌子，敲得哒哒作响，以便寻找记忆中的亮点。这部《蕙君年谱》的完成，不仅为家人，更为中国科学史，为后来茅以升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历史资料。
我最早见到姑父的《蕙君年谱》，是他用整齐的钢笔字写成的手抄本。他的大外孙徐安泰帮忙誊抄，有一次抄写结束，没有把墨水瓶盖上，遭到一向好脾气的外公的训斥。因为一旦墨水瓶打翻，摊在桌子上的稿件就要前功尽弃。书成，先在亲友中传阅，个个爱不释手，希望多印几本。姑父便将原稿寄到上海，交付我的大弟戴群刻蜡纸。因为他能在钢板上刻得一手端正好字，刻了四个月，居然一字不错，完成100多张蜡纸。卷在一个纸制的圆筒里，挂号寄送北京。姑父收到邮件通知单，时值隆冬，他穿上大衣，亲自到邮局去取，珍藏于书房。“文革”结束，我找个地方油印了20份，装订成册，送到北京，他看到后非常高兴。
大表姐茅于美是一位诗人。她曾有诗记述《蕙君年谱》事：“夜夜灯前抄年谱，几回泪涕满衣襟。征途驰骋非平坦，往事凄迷写逼真。险境惊呼怜处处，亲人重忆恋频频。百年如此人间少，何幸相依过半生。”“莫谓人生似过隙，悲欢离合总留痕。功名建树从长说，委婉情怀相与倾。下笔追思十万字，风波劳悴百年身。丹枫映日秋光好，晚节霜花且自珍。”这首诗，文词精美，情深意切，道出了姑父母共同生活55年的甘辛。
二
《蕙君年谱》实际上是姑父茅以升的一本自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寫你，自然离不开我。姑父在序中写道：“书中关于我的记事特多，似成我的自传，我的一生是和蕙君分不开的。所有我的事业，都有蕙君的一份，写我正是写她。不论写她、写我，都是我对她和她的六个子女的一番交代。”《蕙君年谱》行文简约，家庭琐事，细细道来；笔触淡泊，政治风云，风吹草动，一带而过。文短情长，能看出他们几十年的生活轨迹：有苦有甜，有喜有悲，但动荡搬迁多于安适恬静，奔波劳顿胜过宁静福祥。
姑父自幼至老，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勤于外事，疏于内务，向来不问家事。工作变动，举家搬徙，往往“事发突然”，姑妈的操劳可想而知。租房退房、购添家具、重起炉灶等等诸般杂务已够劳累，而他们有6个孩子，退学转学，不能延误学业更是搬迁中的头等要事，亦要靠姑妈一人来精心安排。
姑妈是姑父的一位出色的贤内助。姑妈前半生最羡慕妇女能自立工作，叹息生不逢辰。1964年，她听说女儿于美到农村搞“四清”，写信给她说：“你下乡搞四清，我时常记念，见你来信，我恨不得也去乡下吃苦，可惜我连这吃苦的资格都没有，真是白吃人民的小米了。”“人人为我太多，我为人人太少。”但是，姑妈没有想到，她这样一位名副其实的70多岁的小脚老太，到了农村能做点什么？但可见姑妈的一种心态，她不甘心在家里吃闲饭。
她到机关单位，见办事人员的桌上放有“秘书处”“会计处”这样的小座牌，受到启发，于是自制小座牌一个，用工整的毛笔字写上“秘书处”三个字，放在书桌上。姑父见了哈哈大笑，称赞妻子的秘书工作做得好。的确，姑父工作一向忙碌，尤其是在他外出期间，姑妈收发书信，接待来访者，管理一应杂务，做到一丝不苟。姑父回家，看见桌上整整齐齐的报刊、文件、书信以至记录电话内容的小条子，夸赞她是个称职的好秘书。她回答说：“我也是间接为人民服务，就是没拿一分钱的工资。”
三
茅以升的名字，是和钱塘江大桥联系在一起的。杭州民间有几句歇后语：“钱塘江上造桥”“两脚跨过钱塘江”，意为不可能。钱塘江的水、风、土都不比平常。江面辽阔，风波凶险。江底的泥沙深厚非常，水流冲刷，江底变迁莫测。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造桥，冒险的性质是不言而喻的。
最难忘的是1933年春天。姑父正在天津北洋大学任教，姑妈刚适应学校优良的环境，满以为从此他们家可以“长治久安”，不料突然接到杭州老友来信，要他去杭州商谈筹建钱塘江大桥的事。姑父得信，心想他是学桥梁工程的，一直没有机会参加造桥，这次居然请他去造这样一座大桥，非常兴奋。姑父去了杭州，商谈之后，回天津就辞去北洋大学教授之职，暑假后赴杭州就任。他们的家就迁离了居住不到两年的天津，搬到了杭州。他自任大桥工程处处长之后，经常在闸口桥梁工地工作，周末才回家。在工程紧张时，没有星期天和假日。在这些日夜奋战的日子里，桥梁工程时有险情，消息传到家里，姑妈忧虑失眠，竟患上了抑郁症。她经常自言自语的一句话就是：大桥不会修成的，即使修成将来也不会善终。
姑父领衔花了三年时间，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造成钱塘江大桥。在建钱塘江大桥时，姑父发明沉箱法，克服种种艰难，大桥终于造成。1937年9月26日，大桥竣工。姑妈在长沙听到这个喜讯，一块大石头落下地，她的抑郁症竟豁然痊愈。慢慢地，她那顽固的失眠症也奇迹般地好了。“解铃还须系铃人，心病终须心药治”，大姑妈的忧喜是与丈夫的命运紧紧相系的。
但是，大桥造成，日寇侵华，为防止日本侵略军利用大桥，姑父接到上级的炸桥命令，挥泪断桥。1937年12月23日夜，杭州沦陷。大桥工程处撤退到浙江兰溪。《蕙君年谱》中对炸桥一事有记载：“1937年11月17日，钱塘江桥公路通车，我乘的12号小汽车首先过桥，算是过钱塘江桥的第一辆汽车。这天杭州全市居民，争以过桥为快，万人空巷，极以一时之盛。然而为了炸桥，炸药及引线，已在桥上安放。过桥者履险如夷，无人知悉……钱塘江桥于12月23日下午5时，因日寇迫近，为我方主动炸毁。三年心血，我修我炸，痛心无已。”
亲手炸掉这座好不容易才建起来的大桥，用茅以升自己的话说，“就像是把自己刚生下的孩子掐死在摇篮里。”虽然内心痛苦非常，但他仍然坚持着一个桥梁工程学家严谨、精准的态度，将钱塘江大桥所有的致命点一一标示，用了一个通宵完成了100多个引爆点的布置。大桥被炸的第二天，日军侵占杭州。然而，这里几乎已是一座空城，众多军民因为钱塘江大桥炸毁而脱此劫难。
满腔悲愤，痛苦无可名状的大姑父在日记中写道：“桥虽被炸，然抗战必胜，此桥必获重修。”在世界造桥史上，这可谓是空前绝后。自己造桥自己炸，轰然一声，大桥坍塌，姑父心痛吐血，大病一场。
造桥的功绩不可磨灭。1941年10月20日，中国工程师学会在贵阳召开年会，给姑父授予“名誉奖章”，表彰他为建成钱塘江大桥所作的功绩。回到家里，姑父将奖章、奖状给姑妈看。姑妈对姑父说：“钱塘江桥，你出了力，而且是你一生最大的成绩，然而并非你一人的功劳，所有的工程师、工人、职员都有份，给你奖章，只是把你当作众人的代表而已。”姑父听此言语，深以为然。在年谱中记载说：“语意非常正确。”贤内助，在这里，的确不是一种溢美之词。
更令姑父自慰的是，由他负责建造的钱塘江大桥，在经历了亲自建造、亲自炸毁和修复的三个阶段之后，至今依然屹立在钱塘江上，为今人交通作出贡献。它的建成是中国造桥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对浙江的贡献最广、作用最大，时间又最久，姑父的名字也像这座大桥一样不朽。
四
解放前，姑父虽然在国民党的多个部门中工作，和宋子文、陈立夫等许多国民党要人打过交道，但他目睹国民党在政治上的腐败，不愿加入国民党，以保持自身的清白。1943年5月9日，他出席教育部的学术评议会，在最后一天大会上，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劝大家加入国民党，并发给每一个与会者“入党申请书”。申请书上有陈立夫签名，但姑父对此事不予理会，不愿人党，教育部后來也未加追问。解放前，他坚持不加入政党或帮会，保持了一位科学家的独立人格，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汤恩伯兵败如山倒，风声鹤唳，上海市长易人，由陈良出任上海市长。陈良的妻子李佩娣是姑父留学美国的同学。她到姑父家，劝说姑父出任上海市政府的秘书长，协助陈良工作。姑父坚持不从，态度十分明确，两人不欢而散。姑妈知情后，劝他住医院躲避一阵。姑父接受了姑妈的建议，入同济大学附属中美医院不出，陈良对他也无可奈何。同时，姑父却和中共地下党保持密切联系，加入了一个进步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姑父接受了地下党交办的两件事：一是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勿要破坏上海工厂；二是有300多名学生被捕，上海解放时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姑父找到李佩娣，陈说上述两点意见，劝说陈良给自己留一点后路，陈良接受了姑父的建议。姑妈听说后，对姑父说：“这样你可以放心了。”
过了20多天，上海解放，全市工厂无一被毁，被关的300多名进步学生全部出狱，无一人被杀。上海解放后不久，陈毅市长约见上海各界人士座谈。他见了姑父，立即和他握手说：“我知道你对上海解放是有贡献的。”姑父也感到很欣慰。
新中国成立后，姑父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任交通大学校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后任全国科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是他最后签字的，人民大会堂的名字也是他取的。毛主席曾四次接见他，并和他共同进餐。《蕙君年谱》中有确切记述。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1949年9月21日，姑父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毛主席接见科技组人士，对茅以升说：“你们都是科学界知识分子，知识重要，我们要建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同年10月18日，铁道部任命姑父为中国交通大学校长。
1951年元旦，毛主席举行新年宴会，姑父与毛主席同席。毛主席听人介绍茅以升，便笑着说：“我们是本家啊！”周总理说“是草头茅”，毛主席说“我知道”。姑父当场请毛主席为交通大学题写校名，毛主席欣然应允，不久，题字就送来。1955年11月，姑父在杭州又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请他吃饭，席间问他是哪里人？答曰：“江苏镇江。”毛主席说：“镇江甘露寺是出名的，但《三国演义》上说，刘备在此招亲，不对，实际是孙权将其妹送到荆州成婚。”1963年3月3日，在全国农业科技会议上，毛主席与大家合影，姑父坐在第一排。当时，姑父在《人民日报》副刊上接连发表五篇科普文章，《桥话》受到读者热烈欢迎，《石拱桥》一文后收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语文读本。范长江向毛主席作了介绍。毛主席和姑父握手时说：“你写的《桥话》我都看了，写得很好，你不但是科学家，还是文学家呢！你准备继续写吗？”为此，姑父受到很大的鼓励，回家后和姑妈说起此事。姑妈对他说：“看毛主席这样关心你，给你这样鼓励，你应当如何奋勉，力争上游啊！”姑父是极勤奋的科普作家，在他发表的200多篇论著中，有关科普工作的论著和科普文章约占三分之一。
五
大姑父在1987年秋天，以 92岁的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他老人家以满怀喜悦的心情，要我的表姐茅于美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我禁不住热泪盈眶，高兴地说：“姑父最后的心愿实现了，他的一生已没有任何遗憾。”当时，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逆转之时，而大姑父却在这个时候入党。有人对他生命旅程接近终点时作出这样的政治选择表示大惑不解。我了解大姑父，他一生追求进步，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他老人家埋藏在心底30多年的愿望，矢志不移，老而弥坚。
1981年到1982年暑假，我曾被上海戏剧学院派到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进修美学。在这一年中，节假日我常到大姑父家小住。回沪前，我还在他家住了半个多月。在那间温馨的小书房里，我代他回复各种信件，伴他谈心。我对他老人家由衷尊敬，后来无话不谈。记得有一次，他和我谈起入党的事。我说，我是20岁入党的，他很赞许，并真情地说：“我生于清末，长于民国初年，经历了80多个春秋。我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有这么多民族，问题那么多，除了中国共产党，谁也领导不了。”我想起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写文章称“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新中国的总工程师”，虽然历经十年“文革”的劫难，但他对党的信赖依旧如昔。他还对我说：“回首一生，问心无愧。但没有入党，始终是一大憾事。”1962年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规划会议时，他曾向周总理表达入党的愿望，周总理当着许多科学家的面说：“茅以升你留在党外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你的老朋友、学生在海外有不少，你作为一位有声望的民主人士，联系、团结他们更方便。”几十年来，姑父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留在党外了。我说：“周总理高瞻远瞩，是从祖国统一的大局来考虑问题的。您就当个‘党外布尔什维克’吧。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也很光荣。”他微微点头，又陷入沉思。看得出来，他老人家的内心深处，对自己的政治归宿，还在进行思考。
我回沪不久，1982年9月，接到大姑父的一封信，告诉我应邀列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并在主席台上就座。信中流露出无限欣喜的心情，并说“自己十分惶恐”，参加这次会议，对他的思想触动很大。他看到我们党敢于纠正自己的失误，看到了强国富民的辉煌前景，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政治热情。1984年5月，在全国政协第六届二次会议上，大姑父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随着自己日益年迈，他要求入党的愿望越来越迫切。1985年，他的双目由于视网膜病变，几近失明，更觉得不能再等了。经过深思熟虑，他给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写了一封信，诚挚地表达了个人心愿。是年11月22日，他又正式写了一封入党申请书：“我已年逾九十，能为党工作之日日短，而要求入党之殷切愿望与日俱增。”“为此，特再次提出申请，我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1987年10月12日，大姑父的夙愿终于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这位92岁高龄的新党员。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会议室里，墙上挂着党旗，大姑父举起右手，一字一句地读着入党誓词。在会上，他感慨地说：“我的前半生，自诩‘无党派’‘超政治’，是个一贯崇尚‘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的民主主义者。抗战胜利后，我目睹国民党发动内战，摧残民主，投靠帝国主义，开始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起来革命，才能救中国。”他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多年的愿望。这个愿望是我一生经验的总结。”“今天，是我一生最光荣、最难忘的一天。”会上，主持入党仪式的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对他的入党表示了热烈欢迎，并说：“五十年前，茅以升同志主持設计制造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座铁路公路大桥。三十多年来，他又以实际行动为自己建造了一座由爱国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大桥。”会后，姑父请司机绕道，到跟随他五十多年的老秘书许宏儒先生家里，宣布这一喜讯。许先生回忆道：“茅老这天容光焕发，显得年轻多了。”
大姑父入党后的第三天，便应邀列席党的十三大开幕式，虽然他还是以民主党派、知名人士的身份坐在主席台上，但这次他已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新党员，他的心情异常激动，不再“惶恐”了。
六
年谱中还有许多家事的记载，包括教育子女、子女成长的记载，虽是零星记述，事多细微，但也可以见其为人。
有一节“大嫂去世”，写出了姑父大嫂对他的关爱。“1964年，大嫂在沪去世，噩耗传来，蕙君极为伤感。50年妯娌之情，年年不忘。我初见大嫂时才15岁，犹忆来年新春，我出外游玩时，将所积‘压岁钱’等共16元，为小偷偷去，夜中饮泣。大嫂隔房听见，明晨将16元给我，嘱勿介意。我对此终身不忘。”姑父对每一个帮助过他的人，都念念不忘，这是他一贯的为人处世之道。
1965年，姑父72岁生日，收到女儿于障、于冬从国外送来的一份寿礼，是一台黑白电视机。电视机通过邮局寄来。打开一看，因没有调节好，有形而无声。姑父命儿子于润到商店去修，后方可观看。当时电视机是十分稀罕之物，连姑父一家，都围着观看，但这个电视机的屏幕，只有一个香烟盒大小。于障、于冬都是在美国工作的科学家，大姑父是一位顶尖的大科学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观看一台微型电视机，是一种超前的生活享受。现在回顾一下，一只手机，便可与海外通话，时隔仅六十年，科技发展之迅猛，远超人的想象。
年谱末，姑父对妻子的一生，用以下的一段文字作了总结：“一生惜为病困，自幼缠足，遗恨终生。六十以后，手臂经常疼痛，早起两眼模糊，需要点药水。六五以后，每冬蛰伏，春天来到，就说：‘马路上看看，也是高兴的。’后来，总怕病不得好，每早起床，喜形于色，说‘又树起来了！’平时体质虽弱，而老不能闲，每月还做不少小事。性爱洁，痰盂向来自理，年逾七十，不显老态，由于眉眼素美，常有人问，为何这样好看，勤劳成习，巨细关心，直至最后，言行依旧，神明不衰。”短短不到两百字，写出了姑妈的一生行止，也写出了姑父对妻子一生的钟爱和真情。
姑妈于1967年1月13日去世。临终，她没有病痛的折磨，在睡眠中安然离世，享年73岁。姑父写下挽联：“一世操劳，半生忧悴，负卿曷极；满门遗爱，万里留芳，惠我何多”。而在《蕙君年谱》中，姑父又写下了对妻子一生的评语：“外宁内忧，似福多难。”
1972年，姑父心爱的小孙女出世，祖父特地为她取名为“蕙”，即是拍过电影《巴山夜雨》的小明星茅为蕙（4岁时，曾和我的女儿小表姐邵宁在外婆家的一个小桌子上吃饭，长大后成为钢琴家）。这也饱含着姑父对爱妻的深切缅怀和纪念之情。
勤劳辛苦成花果，悲欢离合付梦华！信然。
（摘自《档案春秋》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