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是怎样成为学界大师的（中）
党的两代核心领导的又一枝笔，
确立了胡绳成为我们党内为数不多的
学识渊博的大师地位
在我们党内，从新中国成立直至20世纪末的半个世纪内，长期参与中央的文字工作，起草中央重要文件和重要讲话的“大秀才”不少。但是，成为党的两代核心领导的“一枝笔”者，第一是胡乔木，第二就数胡绳了。
对于“秀才”参与为党中央服务的文字工作怎么看？在学界和社会上都有誉有毁，见仁见智。胡绳本人谈到自己的成长经历时实际上涉及这个问题了。他说：“我一生基本上没离开政治，当然也为此犯过错误，甚至于也为此受过迫害，但是我觉得不后悔。”这里，既是指他个人的文章和著作，也包括他参与的“集体写文章”。这个“集体写文章”，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参与为党中央服务的文字工作。由于从新中国成立直至20世纪末的半个世纪内，党和国家的发展经历过一段曲折和挫折，他个人参与的为党中央服务的文字工作也不可能不打上历史烙印，甚至为此付出一定代价。如他所坦言，“作为一个党员，而且处在党刊主编的地位，我不得不跟这个风”。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都需要作辩证的理性分析。其一，这使他不像在革命胜利以前那样几乎是写作的专业户，个人写的东西少了;其二，在历史发生曲折的年代，思想上陷入困惑，写的东西包括参与为党中央服务的文字工作，在“相当程度上为了适应某种潮流”，因而鲜有历史价值。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胡绳由于参与为党中央服务的文字工作的时间比较早也比较长，即使其间经历过一段曲折，但对他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也不是没有任何裨益的。仅就增长政治智慧和理论思维能力来说，对于深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强化宏观思维、战略思维，锻造文字功力等，都会有所受益。胡绳能够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他长期参与中央的文字工作，充任起草中央重要文件和重要讲话的“大秀才”，特别是党的两代核心领导的“一枝笔”，是绝对分不开的。
龚育之在悼念胡绳的纪念文章中讲到，希望胡绳把他几十年间经历的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和事件，作一番回忆和总结，提供一个“胡绳说法”，既包括一些史料，也包括一些看法。从《胡绳全书》和其他回忆材料看，就胡绳参与为党中央服务的文字工作而言，实际上是提供了若干史料和看法的。下面，就胡绳在半个世纪为党中央服务的文字工作，以及怎样确立他成为大师的理论家地位情况，就我所知，作点介绍。
（一）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胡绳参与中央领导的重要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胡绳就走上了党和国家思想文化部门的领导岗位，而且逐步地走向核心部门。他先后担任过中央宣传部《学习》杂志社主编、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按照现在的话说，这都是中央的重要智库。在这些部门工作，无疑会参与为中央服务的重要文字工作和相关活动。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的十多年间，胡绳参与了许多中央重要政治文件和理论文献的起草和修改，参加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召集的一些重要学术理论问题的讨论。其中最重要的有：1954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八大决议，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政治报告，1959年底至1960年春毛泽东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活动和周恩来的读书活动，1960年和1961年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1961年主持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政治报告，1965年毛泽东在杭州的哲学谈话，1966年春的“二月提纲”等。尽管有的文献和活动具有很大历史局限，耗费的心血不能不付诸东流;但没有或较少受到“左”的思想影响的那些文献和活动，为研究、阐释和普及毛泽东思想，向干部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仍然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1.关于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和八大
决议
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后，党中央着手筹备八大。中央政治局决定刘少奇作政治报告。从1956年1月上旬始，胡绳就参与了起草政治报告的准备工作。他回忆道：1956年初，刘少奇找中央各部（财经、工业、文教）逐一汇报，每次均通知我列席旁听。刘还说了意见，让我执笔写《人民日报》的社论，讲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进步与落后的矛盾。我写了这个社论，发表了。经过一段时间调研后，1956年6月初，参加陈伯达牵头为政治报告起草作准备的专题研究。7月初，正式投入刘少奇政治报告起草工作。从这时起，几乎每天都在起草、讨论和修改稿子，经常推倒重写。逐章逐节乃至逐段地起草，反复讨论和修改。有了比较完整的稿子，就交给中央政治局讨论，这样的会毛主席都参加。到7月下旬，刘少奇召去。“他的设计变了，这几天来的工作似将全部作废”。此后，写作班子到北戴河去起草、讨论和修改稿子。8月1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初稿，毛泽东大体上认可了，写作班子回北京继续修改。八大预备会开始后，毛泽东还召集刘少奇、陆定一、王稼祥、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谈政治报告修改问题。直至9月15日大会正式开幕后，当晚深夜到次日凌晨3点，政治报告才最后定稿。
1956年9月17日，胡绳又参与八大政治报告决议起草。他回忆道：在集体起草决议时，我曾根据胡乔木的意见写了政治决议第一段的初稿。9月23日，胡乔木重写决议草案，经过修改，于24日晚提交各代表团讨论时，毛泽东约见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政治报告决议草案问题。9月26日，大会主席团会议原则通过政治报告决议（修正草案）。次日，全体大会在完成选举、通过决议后闭幕。
党的八大是党的历史上召开得非常成功的一次会议。八大决议在总体上是很好的，只是对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毛泽东在大会结束后提出了不同意见。对于国内主要矛盾怎么认识，几十年来一直是党史研究的热点。胡绳晚年谈了他的看法。1999年7月初，他在解放军301医院住院治疗，将我们党史研究室几个领导找去谈“八大悬案”，主要是八大决议的主要矛盾。他澄清和明确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是刘少奇提出的，在政治报告里没有讲这个问题，将决议中讲的这个问题说是刘少奇的主张不对。起草政治报告时没有说要搞政治决议案，最初是我们几个人分头写的，23号乔木亲自动手重写，接连几个晚上集中讨论修改，根本没有时间去请示，也没有听说毛主席或者刘少奇主张写什么。决议提出一个当前主要矛盾，回想起来可能是胡乔木提的，我们参加起草的人都赞成这个说法，也代表党内一般看法。二是毛主席反对主要矛盾的提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决议对主要矛盾讲了三句话，关键是第三句：“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主席主要反对的就是这个提法，说：这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叫先进？先进的社会制度就是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说社会制度先进，生产力落后，这不行。毛主席的意思是，这里无所谓先进落后，只有适合不适合。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有马克思主义的敏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学说为根据提出质疑的。毛主席不承认抽象地讲什么先进落后，他反对这样一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三是1981年的历史决议不能简单地说是重申1956年八大决议的说法。胡绳认为，1956年的决议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这个前提下讲主要矛盾。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写历史决议，显然不是从社会主义已经建成这个前提出发的，而是讲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这怎么能够照抄八大的决议呢？如果将历史决议和八大决议從文字上比较，首先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说法没有了，当时乔木也觉得不大妥当;也不再讲建立工业国的要求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了，因为工业国、农业国这个概念本来就不准确。最后剩下的就是，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和当前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历史决议转述了这个论点。但仅剩的这一点也改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里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只用“社会生产”概念，而不是“生产力”。四是不能说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胡绳说：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一直贯穿到最后，能够说就是这样一个主要矛盾吗？恐怕不妥当。不能把这个主要矛盾说得太绝对了。这个说法有点像用经济学解释社会主义社会是匮乏经济，缺东西，供不应求，那就始终是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实际上现在好像又不那么匮乏了，已经发生了通货膨胀。我们现在怎么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呢？我今天只是提出问题，说不出一个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