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典籍英译译者的翻译能力
注：本论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语言学类“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研究”（编号：07BYY012）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中国典籍英译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跨文化交际活动，针对中国典籍英译的特性，本文构建出一套典籍英译译者的翻译能力模式，包括熟知中国典籍的能力、双语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策略能力四个方面，各能力在策略能力的统协作用下相互作用，最终实现最大程度的文化传播。
关键词：中国典籍英译；译者；翻译能力；跨文化传播
作者简介：王淼（1986.12-），女，汉族，河南驻马店人，职称：助教，黄淮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8--02
引言：
中国典籍，博大精深，思想深邃，是中华民族的精髓。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典籍翻译成了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开始关注典籍英译工作，但目前的典籍英译工作还存在很多问题，如缺乏计划性和组织性，人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因而，要把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哲学著作、独到精辟的文学理论及繁荣闪烁的诗文辞赋传播出去，提高典籍英译译者的翻译能力就显得至关重要。笔者借鉴前人对普通译者翻译能力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典籍英译的特性，构建出一套中国典籍英译译者的翻译能力模式，包括熟知中国典籍的能力、双语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及策略能力四个方面。
1、翻译能力
由于出发点和侧重点不同，学者们对翻译能力及其构成因素持有不同的见解。在西方，翻译能力的研究经历了从单一描述到不断完善的理论构建过程。起初，学者把翻译能力局限于语言能力。如Toury 所说，“双语者就是拥有‘天才的翻译能力’，即‘语言转换能力’的人，这种能力由‘双语和语言迁移能力’组成。”（转引自文军 2004：1）20世纪70年代，学者注意到社会文化因素对语言的重要作用，翻译能力被看做交际能力。具有代表性的如Bell，他把翻译能力称为交际能力，认为主要由语法能力、社会语言学能力、文本能力和策略能力组成；Nerbert认为翻译能力包括语言能力、语篇能力、语域能力、文化能力和转换能力，并指出转换能力统协其他能力。进入21世纪，翻译能力的研究进入跨学科研究范式，如PACTE小组通过翻译能力培训项目和实证调查建立翻译能力构成模式，包括“双语能力、非语言能力、工具/职业操作能力、心理-生理能力、转换能力和策略能力”。（PACTE 2002： 42）后来，国内翻译能力研究也得到了发展，主要集中在翻译教学领域或翻译能力培训领域。
2、中国典籍英译译者的翻译能力
典籍英译在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笔者把中国典籍英译译者的翻译能力定义为译者能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技巧解决中国典籍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恰当有效地把中国文化传递给其他文化世界，让其人们理解乃至接受中国文化的能力。把典籍英译译者的翻译能力总结为熟知中国典籍的能力，双语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策略能力。
2.1 熟知中国典籍的能力
中国典籍涉及文学、医学、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哲学等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著述形式除原著外，还包括校勘本、笺释本、汇编本、选注本等；版本形式包括刻本、活字本、抄稿本、石印本等；要想成功翻译中国典籍，译者需要熟知典籍基本知识，包括其主体精神和版本知识。
2.1.1熟知中国典籍的主体精神
只有真正了解中国典籍文化，译者才能准确地把握典籍的核心思想、正确理解典籍的核心概念，真正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道文化，译者要想翻译儒道经典需要熟知儒道的主体精神。下面以道家经典举例为证。道家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动态体系，追溯于巫官文化，由老子创立，之后有杨朱、庄周、稷下道家和黄老之学。各学派虽有差异，但没有偏离道家基本精神。道家主张“道生万物”的宇宙本体论、“天人合一”的法则、“致虚守静”的超越精神、“无为而治”的社会生态观等。真正熟知道家的译者能更好地抓住经典的核心概念，更忠实地传达道家思想。如《道德经》中的一句话“故善人者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同译者给出了不同的译文：
Hence it is that the skillful man becomes the unskillful man’s master， and the unskillful man becomes the skilful man’s slave.（Alexander， 1895： 75）
Thus the good man is the bad man’s teacher； the bad man is the material from which the good draw lessons. （Gu， 2008： 139）
主要问题集中在对“资”的处理上。这句话揭示了万物相反相成的辩证思想，可以推断出“资”和“师”的意义相似。对比两译文，可以发现辜正坤较好地掌握了道家思想，正确地传达了老子的辩证思想；而亚历山大却因忽略《道德经》的主体精神，出现了误解、误译现象。
2.1.2 了解版本知识的能力
中国典籍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过不断地传抄、翻刻、增删形成了很多不同的版本。有版本知识的译者能选择校勘精审、内容无误的善本为底本，而版本知识稍差的译者可能会选择妄加增删、残缺不全的劣本为底本，这样就难以保证原文思想的准确传达。如《道德经》版本多样，有数据显示其版本和注本有3000多种，其现代版本和帛书版本多少就有差异，如它们分别把其中一句话陈述为“夫佳兵者，不详之气。”和“夫兵者，不详之气。”译文也有不同：
However excellent warlike weapons may be， they cannot be regarded as auspicious instruments.（Alexander， 1895： 78）
Weapons are tools of ill omen. （Gu， 2008： 151）
老子的“反战”思想表明“兵”最贴近原文本。对比译文，可以发现亚历山大选择“佳兵”为底本，译成“excellent warlike weapons”，违背老子反战思想，抑制了道家文化的传播；而辜正坤对《道德经》版本了解透彻，选择以帛书为底本，准确地传播出了老子思想。
2.2 双语能力
中国典籍翻译经历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过程，要求译者同时掌握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和现代英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如汉语从古代汉语发展为现代汉语，在语音、词汇、句法、语义等层面都有所变化。因而，典籍英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只有充分意识到语言的变化才能正确的翻译原文。如《道德经》中的“六亲”指“父子、兄弟、夫妇”；后来，意义扩大化为“所有亲戚”。亚历山大把其翻译成“social relations”，扩大了词义；辜正坤翻译成“family”，词义介于古汉语意义和现代汉语意义之间，也未能准确地表达原意。两人因未能注意其历时的变化，出现误译。而D. C. Lau在照顾到译文读者可接受性的同时，也尽可能地保留了源语形式，采取了直译加注的形式，翻译为“family， Footnote： the six relations， according to Wang Pi， are father and son， elder and younger brothers， husband and wife.”
2.3跨文化交际能力
笔者认为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译者至少要了解跨文化交际理论，拥有较强的跨文化意识。
2.3.1熟知跨文化交际理论
跨文化交际理论有多种，可以指导译者更好地进行翻译，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在此，笔者仅以模因论为例予以证明。
模因论是研究文化信息传播的进化模式，核心概念是模因。模因类似于基因，是文化传播的复制因子。模因传播的成功与否与其是否适应新的文化环境，是否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有关。模因的传播是个长期进化的过程，经过不断地变异、选择和遗传最终实现其完整的传播。在模因论的指导下，译者能够意识到翻译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译者会考虑到译文是否适应新的文化环境，是否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尔后才会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译出特定环境中最具竞争力的文本。例如，《道德经》的英译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时期的译者对“道”采用了不同的策略。英译初期，道家模因对西方世界来说是陌生的，译文多带基督色彩。亚历山大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译者，把“道”译成 “God”，明显带有西方基督教色彩，但这样的翻译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后来，道家模因逐渐走进西方世界，译者开始根据当时的环境和受众读者情况发掘文本的哲学内涵，把“道”译为 “way” 或 “Tao”。相比前一阶段，道家模因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制和传播。目前，译本层出不穷，译者大多把“道”译为 “Tao” 或 “Dao”，基本上完成了复制和传播。从模因论角度来看，道家模因的传播是成功的，因为各个时期的译者大都根据不同的文化环境和受众选择了适当的翻译策略，较大程度上实现了文化传播。
2.3.2 跨文化意识
中国典籍英译是一种特殊的翻译，不同于普通的跨文化交际翻译。在这个过程中，译者跨越时空的双重限制，需要了解古、今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异同，对中国文化持有客观公正的态度，做到明白并认同传统文化，克服文化自卑心理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另一方面，译者在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同时也不能形成自我文化中心主义。这样，具有较强跨文化意识的译者会在了解、尊重双方文化的条件下正确理解原文本中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等文化知识，成功再现源语文化信息。以《论语》中出现的“凤鸟”为例，大部分译者译成“phoenix” 。众所周知，“凤鸟”是吉祥鸟，在中国象征着运气与和平；而 “phoenix” 在西方象征着不朽与重生。很显然，“凤鸟”和“phoenix”蕴含不同的文化含义，译文表明译者缺乏一定的跨文化意识，最终影响了文化传播。
2.4 策略能力
在翻译过程中，典籍英译译者的策略能力起到统协作用。翻译策略范畴宽泛，本文概括为“异化”与“归化”。采用异化时，译者尽可能忠实于原文；采用归化时，译者考虑的主要对象是接受者。但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究竟选择异化还是归化，还是兼而有之，往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翻译目的、译文读者、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译者的价值取向，甚至批评者的态度等等。例如，译者的翻译目的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为了传播文化，弥补目的语文化的不足，译者会尽可能地选择归化手法，比较忠实的传播中国文化；清末民初，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译文中带有大量的西方宗教语言，译者多采取归化。
由此可见，具有较好策略能力的译者在翻译时会注意到“度”的问题。反之，具有较弱策略能力的译者对文化因素要么过度归化，对译文读者产生文化蒙蔽性；要么过度异化，不加区别地照搬原文，导致译文诘屈聱牙，不具可读性，甚至破坏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纯洁性。
3、结语
中国典籍英译在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它承担着传播中国文化特性，维护中国文化身份，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及构建和谐多元文化世界的重任。典籍英译译者须在实践中通过自我提高或参加翻译培训等途径培养、提高自身翻译能力。要成为合格的典籍英译者实属不易，本文针对典籍英译的特性，构建出了一套典籍英译译者的翻译能力模式，包括熟知中国典籍的能力、双语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策略能力四个方面，并且各能力在策略能力的统协作用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最终实现最大程度的文化传播。
参考文献：
1、Alexander. Lao-tsze the Great Thinker with a Translation of His Thoughts on the Nature and Manifestations of God[M]. London： 1895.
2、PACTE. Exploratory Tests in a Study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J]. Conference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2002.
3、辜正坤.老子道德经：英汉对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苗菊.翻译教学与翻译能力发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5、文军.论翻译能力及其培养[J].上海科技翻译，20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