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汉语典籍英译策略研究
摘要：汉语典籍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色彩，在弘扬中华文化、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对典籍英译的研究出现了多学科交叉学习、研究方法多元、追踪其传播影响力的新态势。但是，研究题材受限，研究者多，成果多，创新少。本文选取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六卷第一分册《植物学》为研究对象，运用统计和例证分析的方法，探究其中引用的汉语典籍，并对其进行了领域分类，从中探究文化专有项，分析李所采用的翻译方法与策略。本文的主要发现包括：李约瑟在介绍中国植物学时，主要引用了哲学、文学、诗歌及植物学领域的典籍；其次，李约瑟在翻译文化专有项时，主要采用音译和绝对世界化这两种翻译策略。
关键词：李约瑟 典籍英译 文化专有项 翻译方法 《植物学》
一、引言
典籍翻译在文化交流和传播中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21世纪，党中央深刻认识到文化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高度重视文化工作。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2011：001版）2014年10月，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习近平，2015：002版）。“中华文化走出去”这一国家战略有了新的延伸和表达，对典籍英译研究又提出新的要求和导向。
就体裁而言，典籍英译研究着重文化典籍、古典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古典科技作品研究相对较少。本次研究选取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第六卷第一分册《植物学》（1986）为研究对象，查找出李约瑟的相关译本，探求引用的典籍及其类型，识别原文文化专有项，用定量的研究方法观察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方法，概括出其翻译策略。进一步从译文的对比研究中思考如何将汉语文化术语推出国内，从而加强中国文化软实力。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假设和研究问题
李约瑟的译本引用了大量的汉语典籍，假设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专有项，那么对此译本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分析他的翻译方法及特点，从而思考将中华文化推向世界的方法。本文主要研究三个问题：
第一，引用了哪些汉语典籍？属于哪些领域？
第二，李约瑟采取的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有哪些？
第三，译文的翻译特点是什么？对我们有哪些启示？
（二）译本与语料选择
李约瑟花费近50年心血撰写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通过丰富的史料、深入的分析和大量的东西方比较研究，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内容涉及哲学、历史以及数、理、化、天、地、生、农、医及工程技术等诸多领域。
对于国外而言，《中国科学技术史》首次向西方的学者们展示了中国科学史的丰富内容，使西方人意识到中国有其自身重要的科学与技术的传统。国外大多借此契机研究中国的科技问题，很少有从翻译方面研究此著作，且仅仅是对于书的研究，没有专门的论文及专著。而本课题将从李约瑟翻译的文化专有项为切入点，分析其翻译方法和策略，进一步从译文的对比研究中思考如何将汉语文化术语推出国内，从而加强中国文化软实力。
（三）典籍翻译和文化专有项翻译研究方法
当前典籍英译研究的文章不少，多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有向文化方面转向的趋势。不少学者意识到要打破語言分析这个圈子，进入更广的领域。当然，从语言到文化也需要一个过渡。李文革[1]指出，作为“文化使者”的译者，应遵循文化对等的原则，使用各种翻译方法最大限度地传递原语中的文化意蕴，同时认识到，文化对等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很多情况下，译文与原文之间所能达到的只是一种奈达所说的动态的或功能上的对等。
Aixelá在1996年提出了一个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分类法。他给文化专有项下的定义是：在文本中出现的某些项目，由于在译语读者的文化系统中不存在对应项目或者与该项目有不同的文本地位，因此其在源文中的功能和涵义转移到译文时发生翻译困难（Aixelá，1996：58）。
目前，国内对于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研究基本是通过分析对比典籍中的文化专有项，总结采取何种翻译方法与策略。国外更鲜有以文化专有项为切入点去分析翻译的研究，大多只是围绕在文化与翻译的关系上。而对文化专有项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关注翻译的整体特征，也可为典籍翻译提供一种参照，提出新的视角。因此，对文化专有项的研究也具有实际意义，有助于中华文化更好地融入世界文化。
三、李约瑟汉语典籍翻译
（一）汉语典籍翻译统计分析
本文选取了第六卷第一分册进行探究，着重分析李约瑟在介绍植物学时引用的汉语典籍，有些许典籍无迹可寻，就可查证的72部汉语典籍，笔者就领域将其进行了分类。研究发现，李约瑟介绍植物学引用的典籍种类多，领域广。有哲学、法律、农业、神话、园艺、社会生活、植物学、医药学、文学、历史、诗歌、政治、本草学、绘画、传记、自然科学、地理以及经济，一共18个领域。
根据统计数据我们可以清晰看出，引用的典籍以哲学、文学、诗歌为主，分别占了18.06%、13.89%及11.11%。此外，由于介绍的是关于植物学方面的知识，也涉及到农业、园艺、植物学、本草学等相关领域。
（二）典籍英译对比
李约瑟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厚的喜爱与了解，因此对典籍翻译也有特定的方法与特点。在此部分，我们将对比分析原文与译本，以便从中进一步分析译文的特点。
凡草木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叶下于鬱，鬱下于苋，苋下于蒲，蒲下于苇，苇下于雚，雚下于蒌，蒌下于荓，荓下于萧，萧下于薜，薜下于萑，萑下于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归。九州之土，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管子·地员》卷五十八）
As regards the Tao pf plant（growth）and soil（conditions），every place has its own peculiarity where one or another crop will do well；whether lower or higher，every place has plants which are characteristic of it.For example，plant x prefers a place lower than plant y，and plant y prefers a place lower than plant z...
So among all the sorts of plants there are twelve（oecological）areas in an order of precedence，and every one has a particular place（or area） to which it is confined（lit. To which it reverts or returns）.
Again，among the Nine Provinces there are ninety different（sorts of）plants growing on their soils.Every type of soil has its regular characteristics，and every plant can be graded in an order（of luxuriance）.（Needham，VI：55）
原文句式工整，短小精煉，富有韵律，对仗精妙。“之”“于”等特定介词在理解文意上往往造成困难。此乃文言文句式一大特点，也是翻译的难点。李约瑟的翻译建立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传达给读者的首先是准确的意思，打破固有句式。其次，原文另一显著特点是含有大量的植物学名词，像植物学中的“十二衰”，是典型的文化专有项。李约瑟在处理此处时，选取了删除的翻译策略，先用xyz代替前三项，接着就用省略号直接省去。此处处理得十分明智，翻译也有侧重点，如果文化专有项对此段文意不是很关键，考虑到目标读者，删除也是一种方法。李约瑟看重对于文化专有项的处理，采用的翻译方法与策略也不尽相同，我们将在第四部分着重探究。
（三）典籍翻译译文特点
首先，李约瑟尽可能遵循了保持原始意义的规则。李约瑟根据信、达、雅的翻译原则，理解了文言文的含义，并以外国读者接受的方式进行翻译原文。处理平行结构时，李约瑟又注重保持原有结构和对称性。语言可以转换，甚至可以归化，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特别不宜归化，而要尽可能真实地传达出来。因此，“文化传真” 应是翻译的基本原则。（张南峰，2004：22）
其次，李约瑟重视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翻译典籍，不可避免要翻译文化专有项。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直接关系到读者理解程度，如何让读者理解几乎不存在的概念是很重要的。对于不同类型的文化专有项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也不尽相同，地名、人名、植物学名词的处理相对而言又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李约瑟相对采取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如音译、使用同义词等，我们将在第四部分进一步详细讨论。
最后，李约瑟致力于文化对等的实现。也就是说，他强调保留原文的文化色彩。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免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政治、目的、文化因素往往会影响译者采用的翻译方法，异化与归化的选择也正因如此。文言文具有平行结构和对称性，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李约瑟意识到文化差异，并试图改善。在翻译一些词时，他使用目标读者接受的词，同时添加注释，这样可以保持原有的文化。然而，跨文化交际的障碍是不可回避的，有时，文化对等只能部分实现。
四、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
（一）文化专有项翻译统计
在所引用的汉语典籍中，我们进一步探究其中的文化专有项。一共找出437个，参照艾克西拉等人提出的翻译方法，按照音译、解释、使用同义词、删除、定译、直译、有限世界化和绝对世界化进行了分类，发现植物学术语占了较大的比重，达到32.49%。统计中，除了音译、删除等容易确定之外，其他几处多有重叠或难以确定之处。人名和地名数量大，分别占到22.65%和18.99%。有时用官衔，有时用姓，有时用名，有时用字，翻译时为避免混乱，一律用姓名全称，而且除个别情况外，人名翻译不做注释。[2]
又进一步观察这些文化专有项的类型，从人名、地名、朝代年号、典籍题名、植物学术语、文学术语、哲学术语进行归类。上表中纵列比例没有很大意义，因为典籍不同，采用的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也不同。但横向比例就翻译策略而言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李约瑟倾向于用音译这一翻译方法去翻译文化专有项，较高地使用了“异化”的策略，“归化”的使用占了较低水平。统计数字是相对的，分类也有一些主观色彩，才使数字能很好地反映趋势，为研究和认识提供参考价值。现代社会科学的大多数描述均基于统计，主要是百分比及其所反映的趋势（ Pym， 1998 /2007：71）。
（二）文化专有项翻译例释
1.音译，指用发音近似的汉字将外来语翻译过来，这种用于译音的汉字不再有其自身的原意，只保留其语音和书写形式。李约瑟极大比重地采用了这个翻译方法，其中主要用于人名、地名和植物学术语。比如“梅圣俞”译为“Mei Shêng-Yü”；“洛阳”译为“Loyang”；“茉莉”译为“moli”。同时发现，找出的21个朝代或年号，均使用音译进行了翻译，如“唐”译为“Thang”；典籍题名也基本使用音译进行翻译，如“《西京杂记》”译为“Hsi Ching Tsa Chi”。音译是“异化”的一种方法，但我们也关注到李约瑟采用的是威玛拼音，是由英国人威妥玛合编的注音规则，说明我们的汉语拼音还有很大的推广空间，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将中华文化推向世界。
2.解释，用描写性的表达方式来翻译。有时候在翻译文化专有项时，目的语中没有对等的表达方式，只能作解释性的说明，例如“钟律”译为“acoustics of the standard musical tones of bells and drums”；“格物之学”译为“science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邱懋如[3]在《文化及其翻译》中提出：“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不妨在目的语中创造比较简洁的对等词。”
3.使用同义词，即用不同的方式来翻译同一个文化专有项，以避免重复。例如把“理”这一哲学术语译为“pattern-principle”，易于目标读者的理解。
4.删除，即删去含有影响语篇连贯的文化缺省。其最大的弊端是阻隔文化交流，但使译文较连贯，因此具有一定的欺骗性。[4]例如在翻译“蒲下于苇，苇下于雚，雚下于蒌，蒌下于荓，荓下于萧……”时，李约瑟直接省略了这诸多植物学名词。
5.定译，指在英文中已经通用的译文。这一类词的特点是数量少，国内外认可度高。例如将“孔子”译为“Master”或者“Confucius”。
6.直译，即按字面照译原文，对于影响阅读中连贯重构的文化缺省不作任何交代；这种译法有百弊而无一利。[5]例如把“家豆”译为“ordinary pea”。
7.有限世界化，即选用译文读者较熟悉的另一个原语文化专有项。例如将“朱瑾花”译为“China rose”。
8.绝对世界化，即选用非文化专有项来翻译文化专有项。例如将“金部郎中”译为“official of the treasury”。我们可以发现哲学术语使用音译较少，绝对世界化使用显著。
（三）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的启示
翻译是一个受到诸多因素制约的过程，西方翻译研究中文化学派对这些制约因素有着较多论述，Lefevere（1992：11- 40）探讨了影响或制约翻译选择的多种因素，包括文学系统、赞助人（意识形态、经济因素、赞助人地位）。艾克西拉（Aixelá，1996：65-70）列举并解释了超文本因素、文本因素、文化专有项的性质、文本内因素等，且划分出15种原因。究其因素，又实则很复杂，社会潮流、文化语境、译者的目的、目标读者的需求等。对于文化专有项，已经有一小部分的翻译形成定译，如对孔子名、字的翻译，这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如何向世界介绍文化专有项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我认为，译者应该尽可能多地保持原来的文化，所以，通常两种或多种翻译方法是必要的。一方面，译者需要提高基本素质，熟悉至少两种文化，使译文与原文密切相关，遵循信达雅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需要重视文化专有项的翻译，需要深厚的文化背景知识和熟练的语言表达能力。《科学技术史》值得进一步研究。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误区，说明中国典籍英译的翻译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具有较大的空间和文化特色。
五、结语
汉语典籍英译研究近来受到广大学者关注，但依旧有很多问题有待深入探究。上文以文化专有项理论为基础，通过统计和例证分析的方法，探究了《中国科学技术史·植物学》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为汉语典籍的翻译策略寻求合理解释。同时，分析了李约瑟译文的翻译特点，体会翻译与文化之间的联系。这种研究既可以观察翻译的整体特征，也可以为汉语典籍英译提供参考，为这一领域研究进行方法论上的尝试。
其实，没有研究是完美的。这个也不例外。研究结论有待进一步细化。此外，与文化专有项认证基于我的主观判断。我们也只探讨其中一卷，文化专有项需要深入研究。翻译方法和策略的分类可能不是正确的。 基于上述局限性，可以对文化专有项进行更广泛的研究，对不同的译本进行比较。更重要的是，要思考如何将汉语典籍英译研究形成系统性，怎样去构建汉语典籍英译理论，这一研究以后的建设和发展，从而能做到真正将中华文化推向世界。
参考文献：
[1]李文革.中国文化典籍中的文化意蕴及其翻译问题[J].外语研究，2000（01）.
[2]杨国斌.《文心雕龙》译后，想到维特根斯坦[J].读书，1996（01）.
[3]邱懋如.文化及其翻译[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8（02）.
[4]張南峰.艾克西拉的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评介[J].中国翻译，2004（01）.
[5] 王东风.文化缺省与翻译中的连贯重构闭[J].外国语，1997（06）.
[6]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
[7]习近平.共倡开放包容共促和平发展——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伦敦）[N].人民日报，2015-10-23.
（作者简介：陆碧霄，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