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的出版家宋原放
宋原放同志（1923—2005）是上海出版界的老领导、老前辈。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从事党的出版工作，在漫长的征途中，成长为一个学识渊博、业务精通、经验丰富的知名出版家。同时，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为办好出版社、多出好书、多出人才而殚精竭虑，为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一生的心血都花在出版上，晚年仍致力于出版学、出版史的研究，直至生命的终结。他是一个地地道道、完完整整的“出版人”。如他自己所说：“真可以说是为了书的一生。”
一
我与宋原放同志相识并在他领导下工作，始于1952年。那年我从部队复员，进入华东人民出版社（1955年大区撤销后改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出版科做版式设计。当时，宋原放是副社长兼总编辑，社长是著名语言学家叶籁士。社里上上下下都亲切地叫他们“老宋”、“老叶”，从不以职务相称，此风一直延续至今。想当年，老宋英俊有为，风华正茂，年仅29岁；我刚刚入门，更是年轻，只有19岁。时光易逝，一晃过去了五十多年，而今物是人非，不禁感慨系之。
1952年年底，叶籁士同志奉命调京，老宋接手主持华东人民出版社的工作。1979年他调任上海市出版局的领导（开始是副局长，后来是局长、党委书记），仍兼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党组书记，直至1985年离休。从1951年3月建社起，他领导上海人民出版社达三十余年。在此期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许多高质量的图书，并培养了大批人才，成为一个在全国有影响、有声誉的哲学社会科学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出书路子和出书格局，以及该社的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大都是在宋原放同志的领导下形成的。他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出版方向，一手抓政治理论读物的出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普及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一手抓学术著作、研究资料的出版，广泛联络学界的专家、名流，为繁荣社会主义学术文化不遗余力。
多年的苦心经营结出了累累硕果。在政治理论读物方面，印数在100万册以上的达四十余种，如《婚姻法图解通俗本》印行1 800万册，《政治经济学教材》1980年已印1 492万册（现已近1 900万册），《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印了700万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印了668万册，《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印了548万册，《塑造美的心灵——李燕杰报告集》印了422万册。在20世纪50—60年代编辑出版的“思想修养丛书”、“党的基本知识丛书”，每本印数大多在200万册左右。
在学术著作方面，更是不胜枚举，其中不乏皇皇巨著。据我记忆所及，学术价值较高的有《李亚农史论集》，杨宽的《战国史》、《春秋史》、《西周史》，林剑鸣的《先秦史》，吕思勉的《读史札记》，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全增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张世英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龚育之的《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高清海的《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等。历经20年的辛勤耕耘，于2001年出齐的白寿彝主编的巨著《中国通史》（13卷22册），也是老宋在位时拍板确定的选题。2004年出齐的“中国断代史系列”，作者都是擅长研究某一朝代的一流史学家，其编辑出版工作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历经50年终于完成。上海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一大批研究资料，如卷帙浩繁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史学会主编，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等10套，每套8册、6册不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有《义和团运动》、《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多辑），《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及《荣氏企业史料》、《刘鸿生企业史料》、《金城银行史料》等。
现在看来，如果没有长远的眼光和对文化事业的满腔热忱，没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是决不会耗费精力和资源大量出版这些没有什么轰动效应的学术著作和资料书籍的。宋原放同志认为：“真正的学术著作是高质量书籍的同义语，代表国家、民族、时代的文化精华，是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所期盼和追求的，就是通过出版书籍保存和发扬这种文化精华。那些资料书籍，一般读者不会感兴趣，而对研究者来说却是难觅的宝贝，是对他们的学术研究的有力支持。据杨振宁先生称，一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在美国造就了200个博士。对此话当然不能作简单化、绝对化的理解，但它却说明这套书在美国学界受到的重视和产生的效应。又如《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出版后广受好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古籍整理小组组长李一氓都极力赞誉，认为对史学界功德无量，可以省却许多查考的工夫。此书作者是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梁方仲教授，他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搜集相关资料，把散乱的数据加以汇总、考辨、梳理、编纂，做成表格，详加注释，付出了很多艰苦，方才形成初稿。成稿后，作者因有教学任务，不能专注于此稿，断断续续修改、补充了五六年。出版社着急起来，为了加快进度，在老宋的支持下，特派一位历史编辑赴广州，住在中山大学招待所，与作者一起打磨了半年多，于1963年春节前最后定稿。但好事多磨，书稿因内容涉及疆域边界，有关领导部门不敢定夺而搁浅，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面世。此时梁方仲教授已经病逝，竟未能见到自己多年的心血结晶成书。
二
宋原放同志的远见卓识不仅表现在出书方面，更突出地表现在培养和爱惜人才上。他深知要办好一个出版社，拥有一支高素质的编辑和干部队伍是关键，是根本。而出版社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水平参差不齐，少有现成的符合要求的理想人才，需要花力气、有意识地培养和锻造。他明确地提出：“出版社既要出书，又要出人。”在建社初期叶籁士同志还任社长时，他就主动请缨分管全社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干部培养工作。从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社里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提高干部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如：
（1）规定每周半天学习政治理论，半天学习业务。
（2）举办讲座，学习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每周两小时，一年学完。
（3）指定老编辑对新编辑传帮带，在处理书稿中，要求后审指导前审。
（4）提倡练笔、撰文著书，创办了内部刊物《出版业务》（老宋自任主编），提供发表园地，并用以交流经验，促进业务建设。
（5）鼓励编辑人员加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各个学会，参与本市和外地的有关学术活动。
（6）送干部到党校学习，到大学听课。老宋曾率领哲学、历史编辑室的一些同志听冯契教授讲中国哲学史，每周一次，坚持了半年多；还与几位编辑去听刘大杰讲中国文学史，夏承焘讲古典诗词。我自己也在1956年到复旦大学旁听了一个学期政治经济学课程。
（7）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如冯雪峰、华应申、陈原、蒋学模、李平心、胡厚宣、顾廷龙等来出版社作学术讲演，60年代初还请了蒋天枢来开办《诗经》讲座。
（8）组织编辑人员到新华书店做营业员，直接接触读者；到工厂、农村作调查研究，了解社会实际情况；参与有关领导部门主持的编写教材、宣传先进典型等工作，提高活动能力和写作水平。
（9）新来编辑人员，先到资料室、校对科工作各半年，以熟悉本社藏书和校对业务。
（10）一旦出版了差错较多的书，就人手一册，发动全体编辑人员查书，找出问题，开会讨论。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对事不对人，共同吸取教训。主要是为了养成一种认真负责、严谨细致的编辑作风。
（11）提倡与作者交朋友，“以文会友”，既可以加深与作者的沟通，又可及时了解学术动态。还规定每次看望作者和组稿活动后要写出访问报告。
（12）在1960年前后，一度实行脱产学习制度，编辑人员每年可有一个月时间离职学习、研究或写作。
归纳起来，宋原放同志培养编辑干部的主要途径是：为他们创造条件，组织和引导他们不断看书学习，在编辑业务实践中积累学识和经验，利用各种机会接触社会、参加学术活动，掌握各方面的信息，拓宽思路和眼界。他认为编辑应有默默“为他人作嫁衣”的事业心和奉献精神，有较深厚的理论功底，既学有专长又有较广博的知识（即所谓“杂家”），要能熟练运用文字，还应是社会活动家。他提出，上海人民出版社既是宣传机关，又是学术文化机关，应有一种浓厚的学习、研究的气氛，“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老宋深信“磨刀不误砍柴工”，学习虽然占用了一些工作时间，影响了眼前的一些业务，但从长远的发展来看，付出这样的代价完全值得。
果然，没有多少年，一批人才脱颖而出，出现了一支有较高政治和专业素养的编辑出版队伍，而且向北京、外省和本市其他出版社及研究所输送了数十名编辑业务骨干。后来担任省市出版局正副局长和出版社正副社长、总编辑的就有20人之多，被评聘为编审、研究员的就更多了。
在干部选拔上，宋原放同志没有一味屈从于当时“左”的政治氛围和条条框框，既不专注于家庭出身的好坏，也不拘泥于学历的高低，而是重在表现，在实际工作中考察干部的德和才。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还没有提出干部“年轻化”，而老宋就大胆选拔了一批二十七八岁的编辑室主任和其他中层干部。其中一些人后来担任了本社和其他出版社的领导。
正是由于宋原放同志在培养和选拔干部方面的优良业绩，1996年他荣获全国版协颁发的“伯乐奖”。
这里还得提一提老宋爱惜人才的一个典型事例。胡道静先生是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上海史的专家，20世纪30年代就在柳亚子主持工作的上海通志馆任编辑，有不少著作。1968年，他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被张春桥打成现行和历史双料“反革命”，判刑10年，1976年获“特赦”提前释放。出狱后，为“照顾”其家庭经济困难，他被安排到虹口区清洁管理所报到，在四川北路底的甜爱路上打扫马路，每月工资20元。1978年初，虽然为他摘了帽，但原单位对是否接受他复职犹豫不决，态度暖昧。宋原放得悉后，决定以借调名义，先让胡道静来出版社上班。有关部门认为这样不利于胡接受“改造”，要让他半天到出版社上班，半天仍去扫马路。老宋力加抵制，才不了了之。不久，胡先生被平反，恢复公职，老宋把他正式调入上海人民出版社。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在“四人帮”活动猖獗的重灾区上海，“左”的余毒远未清除，老宋自己也复职不久，敢于大胆起用胡道静，说明他求贤若渴和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深刻理解，也反映出他的博大胸怀和事业重于一切的高尚情操。宋原放同志此举，不仅使胡道静先生脱离苦海，而且使他重新焕发了学术生命，真正体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文化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胡先生来社后，老宋仔细询问了他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就出版上海史等方面的工作征求他的意见，尽量发挥他的作用。后来老宋还专门委派一名编辑做他的助手，既协助他做学术研究，又向他学习专业。
三
与“既要出书，又要出人”有密切关联，宋原放同志十分重视出版社资料室的建设。他说过：“没有一个出版家不以拥有丰富的藏书而感到自豪的。商务的东方图书馆曾经吸引胡适、陈垣、傅增湘、赵万里诸名流学者前来访书、看书，培育了一批后来才华出众的专门家和大作家，如茅盾、胡愈之、杨贤江、叶圣陶、郑振铎、徐调孚等。”基于这种认识，他长期主管资料室，为办好资料室费了不少心血。上海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的基础主要是接收原正中书局的七八万册图书，其中连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世界名著、工具书也残缺不全；再加上老宋自己从山东新华书店带来的一批资料，包括全套的延安《解放日报》、延安解放社版的《列宁选集》等。要在此基础上扩充，只有靠日常的积极选购，日积月累。除了不断采购有价值的新书，他几次带领资料室同志到汉口路、云南路等古旧书店集中的地段淘好书，买了近万册解放前的文史书籍。他与一些相关出版社建立了交换关系，新书出版后互相赠送。他常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图书资料就是编辑们的“粮草”，要广收图书，不漏购一本好书。不能因为买了一些暂时用不上的书就认为是浪费，书的门类也不能限于本社的出书范围，珍贵典籍、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艺术画册等都在选购之列。经过几年经营，上海人民出版社拥有了二十余万册的藏书和一批较完整的报刊资料。华东局、上海市委和北京的不少部门曾来社借用图书资料，冯友兰、王瑶、田家英等饶有兴趣地参观了资料室，翻阅了收藏的珍本、善本，如解放前需用十几根金条购买的日本影印的《大藏经》等。老宋因本社的“家珍”受到赏识而颇感自得。
为了提高资料管理的水平，老宋让两名资料科科长进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两年制“夜大”进修，他自己也自学过“夜大”的讲义。他要求资料室提高图书资料的利用率，了解编辑工作的需求，主动为编辑部门服务。社里有一个窗明几净，陈列主要报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工具书的阅览室，便于编辑在此浏览、查阅和核对引文。书库开架，随时可以进去查找图书。每月公布新到图书的书目，及时让大家了解“书情”。资料室为配合编辑审阅书稿，为他们提供相关图书和报刊资料。这一切为工作人员博览群书、做好编辑出版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自己也深受其益。
四
无论是在出版社还是出版局的领导岗位上，宋原放同志都以党员干部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按照党的原则处理问题，廉洁奉公，勤奋工作，不求个人名利，不计个人恩怨。对下级诚恳厚道，不打官腔，不摆架子；对上级从来不搞阿谀奉承、吹吹拍拍那一套，但有很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真是“心底无私天地宽”。“文化大革命”中，他是本社的头号“走资派”，大字报铺天盖地，被戴上“三反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出版黑线干将”之类的一连串帽子，又一度被隔离审查，他不卑不亢，从容应对。当时社里有些人起劲地揪斗他，要打倒他，会上激昂慷慨，更有甚者，动手动脚，以显示自己的“造反精神”。老宋表现了宽宏的气度，一概不予计较，恢复工作后对他们一视同仁，使他们解除了会被“穿小鞋”的顾虑，而对他更加敬重。当时，上海整个出版系统下放到奉贤海边的“五七”干校，他像牛一般背纤拉犁耕地，在烈日下挖泥开河，挑一百五六十斤一担的大粪，我真担心他会被压垮。他却不以为苦，谈笑自若，坚强地挺了过来。这是因为心中的信念、乐观的性格支持了他，他深信总有一天会阴霾散尽见青天。我之所以记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是因为动乱的岁月最能考验人，洞见一个人的真性情，这些往事留给我的印象也特别深。
1978年3月，他较早地被恢复原职，但他在拨乱反正中并不因此而文过饰非。老宋常在不同场合自觉反思过去在“左”的路线下所做的错事、蠢事，对受到伤害和不公正待遇的同志表示歉疚。这是一种出自内心的真情流露和反省，他的实际行动就是积极落实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并在领导工作中记取过去的教训。
在与老宋的接触中，他很少谈及自己的革命经历。“文化大革命”中零零碎碎地知道一些。2003年评“韬奋奖”，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决定推荐宋原放同志为候选人，市版协委托我整理一份上报材料，才比较详细地了解了他的过去。他是党的出版队伍的一名老兵。1942年参加革命并入党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烽火中，他相继在苏中前哨报社、苏中报社、新华社苏中支社、苏中出版社、华中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山东和华东新华书店编辑部等新闻出版单位担任编辑、记者工作。在华中新华书店时期，经他编辑发稿的有《上饶集中营》、《患难余生记》、《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论唯物史观一元论的发展》、《恐惧与无畏》、《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和实践》、《考验》、《李闯王》等重要的论著和文艺作品。在山东、华东新华书店任编辑组长和编辑部副主任期间，他编辑了“山东文艺创作丛书”，经他发稿的有《地覆天翻记》、《李秀兰》、《吕站长》等，后来又编辑了一套大众文库，选编各解放区的通俗文艺作品，由他发稿的有《李家庄的变迁》、《洋铁桶的故事》等十几种。上述不少书，我在50年代都看过，却一直不知是经过老宋之手。他不单做编辑工作，也做过校对和资料工作。革命战争的锻炼，艰苦环境中出版工作的丰富实践，为他在建国后成为一个卓越的出版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
在解放战争时期，宋原放同志编写过两本书：《山东民间故事》、《红军长征故事》，出版后很受欢迎。后来，他长期处于领导岗位，虽然学习从不懈怠，但无暇专心研究和著述，只能写些零星文章。1982年，他主编了《简明社会科学词典》，收词目五千多条，印行一百五十余万册，曾获上海市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后来，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出版学和出版史的研究上。1983年，在全国版协首届出版研究年会上，他倡议建立出版学，认为与出版相近的新闻工作有新闻学，管理出版成果——图书的图书馆有图书馆学，唯独没有出版学。出版不是无“学”可言，不能“不学无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应该也有条件探求和逐步明确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规律，以减少盲目性。此后，全国出现了出版学研究和讨论的热潮。1985年，他在《编辑学刊》创刊号上发表《出版学的对象和任务》，以推动讨论的深入。同时，开始与李坚白合作编著《中国出版史》，并参与边春光主编的《出版词典》的编纂工作，任副主编，两书分别于1991、1992年出版。他主编的十卷本《中国出版史料》，2001年已出版五卷。1985年离休前后，他主持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和编辑学会，先后创办了《编辑学刊》、《杂家》、《出版史料》三种期刊，并曾任《编辑学刊》、《出版史料》的主编，团结了一批研究工作者，也出了一批研究成果，如《编辑出版工作概论》、《中国出版简史》、《编辑学简论》、《编辑应用文》等。1989年，宋原放同志编撰的《中国出版大事记》开始发表，先在《出版史料》上连载，后与其他著述合成《出版纵横》一书出版。1987年，宋原放同志开始主编《上海出版志》，从策划大纲到定稿，历时13年，为之耗费了大量心血，仅有关资料就阅读了两千多万字。其间几次生病住院，他在病床上也抓紧审阅稿件。此书于2000年面世，篇幅有200万字。
宋原放同志多次参加出版理论和出版史的讨论会，发表论文和演讲，并两次参加国际出版学研讨会，都发了言。他被上海大学文学院和上海市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聘为兼职教授，曾为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编辑班讲课，给上海师范大学辞书专业研究生班讲授编辑学一学期。
陈原同志这样刻画老宋的特点：“我发觉这位朋友真是出版战线上的一名不知疲倦的战士，我深深体会到一个有志的知识分子‘迷’上他的事业时，是如何的意气风发，如何的锲而不舍，如何的刻苦钻研。……他不止是书迷，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出版迷’。”正是宋原放同志对书入迷，对出版入迷，使他在事业上的成就熠熠生辉，成为一个卓越的出版家。授予他中国出版界的最高荣誉——“韬奋奖”，是对他一生的恰当评价。
参考文献：
宋原放．出版纵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作者单位：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鲍莉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