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AS理论的农村社区治理系统演化研究
摘要研究了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农村社区治理的复杂性特征和演化机制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农村社区治理系统具有动态演进性、结构层次性、作用非线性和模式多元性的特征。同时指出，治理系统主体的信用分派和规则发现是推动农村社区治理系统不断演化的两个机制，而影响这两个机制的主要因素是权力分配和社会资本，并提出支持社区民间组织发展，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要管理措施、合理运用宗族关系和积极培养乡土精英等治理措施，以期有利推动农村社区发展。
关键词CAS理论；农村社区治理系统；演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S-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0517-6611（2016）02-271-03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基层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与调整，原有的村庄组织化治理模式已经不再适合现代开放和流动社会发展的要求，农村基层治理的转型不可避免。在这种大背景下，传统的“乡政村治”模式过渡为“农村社区化治理”是必然趋势。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的重要指示。截至2009年，我国超过11%的村庄开展了农村社区的建设工作，农村社区建设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农村基层自治机制”的指示，并指出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的发展，从而丰富了农村社区治理的主体和职能。农村社区的治理成为关系到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的重要问题。目前对于农村社区治理的研究成为国内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根据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差异，农村社区治理可以分为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农村社区治理研究、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农村社区多元协同治理研究、基于案例分析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研究以及农村社区治理影响路径与有效性的研究等几个方面[1]。该文从复杂系统观的角度出发，研究农村社区治理系统的复杂性特征和动态演化问题，旨在为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建立和调整提供理论参考。
1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研究进展
除了传统视角下的研究，一些学者开始利用系统论进行农村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尤其是系统论中的自组织理论在农村社区治理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刘志昌[2]从自组织理论角度出发，认为通过促进民间草根组织的发展，能够推动治理结构的转型，形成具有网络结构的自组织系统。高春凤[3]指出，只有构建自组织系统结构，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才能具有可持续性。罗家德等[4]以TM村的农民合作组织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农村社区自组织治理的信任机制问题，为农村社区自主治理模式的构建提供了参考与指导。自组织理论能够较好地研究农村社区治理模式问题，但是无法解决农村社区治理系统的演化机制问题，而复杂系统理论在该方面具有研究方法上的独特优势。
2农村社区治理系统的复杂性特征研究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omplex Adaptive System，简称CAS理论）由美国圣塔菲研究所的约翰·霍兰教授在其著作《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中正式提出，其认为CAS理论包括7个基本概念：聚集（aggregation）、非线性（non linearity）、流（flow）、多样性（diversity）、标识（tagging）、内部模型（internal models）和积木（building blocks），霍兰[5]认为，复杂适应系统是由具有适应性的主体组成，而所谓具有适应性就是它能够主动地发现外界环境的变化，并与环境以及其他主体进行交互作用。主体在这种持续不断的交互过程中，不断地学习或积累经验，并且根据学到的经验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而我国多数的农村社区治理系统是由基层党组织、居委会和社区服务中心等多个治理主体构成，许多社区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治理结构[6]35。这些治理主体之间相互沟通与协调，从而维护农村社区秩序和推动农村社区发展，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治理主体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权利、职能和作用也不断变化，这说明农村社区治理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复杂适应性系统，其复杂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2.1农村社区治理系统的演进性农村社区治理体系是一个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的系统，这种动态变化体现在不断有新的治理主体产生，例如现在很多农村社区都成立了农民合作社，并且成为农村社区治理中的重要角色。新的治理主体的出现，通过新老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推动了农村社区治理系统不断动态演化。李小伟[7]认为，农村社区建设的本质就是对农村社区自然演变过程的干预与改造，实现从政府主导下的社区管理向政府引导下的社区自治的演进过程。李增元[8]指出，面对农村社区治理的诸多新任务，通过引入新的利益主体构建农村社区的协同治理模式是一种必然。
2.2农村社区治理系统的层次性农村社区治理系统是一个由多层次聚合形成的复杂适应性系统。CAS理论认为，主体通过聚集可以形成更高一级的主体——介主体。这些介主体又能够进行再聚集，产生介介主体。这个过程重复几次后，就得到了复杂适应系统的层次组织。在复杂系统的演变过程中，较小的、较低层次的个体通过某种特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形成较大的、较高层次的个体，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步骤，往往是宏观形态发生变化的转折。作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农村社区治理系统的结构呈现出层次性，董进才[6]研究认为农村社区治理的领导力量是基层党组织，其在农村社区事务决策中处于核心地位；居民代表大会是农村社区治理的权力机构，是居民行使管理权力的组织形式；居民委员会是农村社区治理的执行机构，是为居民实现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平台；社区监督委员会作为监督机构，监督社区重大事务的落实，并监督居民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社区服务中心作为服务机构，隶属于居民委员会，向居民开展公益性活动（图1）[6]35。当然，社区的经济组织如农民合作社和一些公益性组织也会参与到农村社区的治理中来。
2.3农村社区治理系统的非线性非线性是指复杂适应系统的主体与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并非遵循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主动的适应关系，即非线性关系。对于农村社区治理系统而言，这种非线性作用首先体现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上；其次表现为农村社区居委会对社区的管理以及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协调上；还体现在社区监督委员会以及居民对居委会和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上。李增元[8]发现通过建立相互合作、配合得当的农村社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能够提升农村社区的整体治理效果。董进
才[6]37在对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治理模型的构建研究中，认为
应该吸引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决策、执行、监督和服务工作，而这种多主体协同行为是一种典型的非线性
作用，并且由于治理主体之间的这种非线性作用可以推动农村社区治理系统实现共同演化，并通过涌现的现象产生新的功能。
2.4农村社区治理系统的多样性多样性指一方面组成复杂适应系统的主体具有多样性，另一方面复杂适应系统的发展演化方向具有多样性。农村社区的治理主体包括政治组织（比如党组织），社会组织（比如社区居民委）和经济组织（比如农民合作社），甚至包括社会公益性组织。而农村社区的治理模式在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特征，治理模式呈现出多样性。卢爱国[9]将我国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分为村落自组织、村社合一、村企主导和联村建社4种模式。李长健[10]认为我国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型可以分为国家行政主导推进型治理模式、多元主体互动合作型治理模式、社会组织和成员自治型治理模式。
综上所述，农村社区治理系统是一个具有动态演进性、结构层次性、行为非线性和模式多样性的复杂适应系统，因此，可以利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研究农村社区的治理问题。
3基于CAS理论的农村社区治理系统的演化机制研究
2013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农民合作社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意味着农民合作社将会承担起农村社区管理与监督的职能，成为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而农村社区治理的另一个重要主体是社区居委会，同时，两者对于农村社区的治理离不开党组织的领导。因此，农村社区治理是党组织、农村社区居委会和农民合作组织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中党组织居于领导地位，社区居委会承担社区管理与服务工作，农民合作组织参与社区管理和监督，三者之间形成一种协同治理关系，这种协同包括领导、合作和协调行为。根据霍兰提出的CAS主体行为的三大机制：执行系统、信用分派和规则发现，执行系统决定了系统的现有能力。农村社区治理主体党组织、居民委员会和农民合作组织基于刺激—反应规则的执行系统决定了农村社区的治理状况，而信用分派与规则发现决定了农村社区治理系统的演化方向（图2）。
由图2可知，通过信用分派和规则发现两种机制，CAS主体对于同样刺激产生不同的反应，这是反应规则发生了变化或是选用某种规则的可能性（权重）发生了变化，而通过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以及居委会和农民合作组织的协同与监督行为，促使其执行系统的反应规则重新进行信用分派或是产生新的反应规则，以形成新的执行系统，从而推动了农村社区治理系统的演化。
在农村社区治理系统中，推动其系统演化信用分派和规则发现的机制主要体现在权力分配和社会资本两个方面：①权力分配方面。徐勇等[11]研究我国农村社区治理中多元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认为多元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领导与被领导关系、非对称性依赖关系、消长型权力关系和互促型权力关系，并且政府对于民间组织发展的支持使得党和政府执政更加牢固，相互促权成为一种新的政治组织和民间组织的权力分配现象，从而带动农村社区治理效果的提升。张屹立等[12]研究认为政府要善于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间接地管理包括农民合作组织在内的非政府组织，使农民真正享有农村社区非政府组织的决策权、剩余索取权和对资产净值的处置权。因此，权力分配通过信用分派和规则发现两个机制推动农村社区治理系统的演化，是重要的治理系统演化动力。②社会资本方面。谢治菊[13]认为利益、信任、参与、合作、法律是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新要素，同时，政府应通过转变村民观念，发挥社区精英的作用和加强村委会建设等措施来推动西部农村社区的治理。贾先文[14]研究了农村宗族对农村社区治理的影响作用，包括促进作用和消极作用，认为应该正确对待宗族、合理运用宗族、逐渐消除其负面影响，以促进农村社区的治理。张铭[15]直接指出乡土精英将会成为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以乡土精英为核心的多元互动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能够有利地推动基层农村社区的发展。由此可见，影响信用分派和规则发现机制的主要因素包括权利分配和社会资本；通过支持民间组织发展和利用经济法律手段管理非政府组织，实现相互促权模式，能够提升农村社区的治理效果；通过合理运用宗族关系和培养乡土精英可以有利地推动农村社区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该文基于CAS理论和农村社区的已有研究提出一个整合性的农村社区治理系统演化理论框架（图3）。
4结语
该文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农村社区治理系统的复杂性特征和演化机制问题，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农村社区治理系统是一个复杂适应性系统，其复杂性特征首先体现在农村社区治理系统将从政府主导到社区自治，从单一治理到多元共治的动态演化性上；其次体现在其由多元主体组成的治理结构的层次性；再次体现在其治理主体之间的领导、协调和监督行为的非线性上；最后体现在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多样性上。因此，可以利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研究农村社区的治理问题。
（2）根据CAS理论，农村社区治理系统的治理状况取决于农村社区治理主体基于反应—刺激机制的执行系统，而农村社区治理系统的演化方向取决于信用分派和规则发现机制，两个机制通过影响治理主体的交互行为从而推动治理系统的演化。
（3）根据已有的相关研究和CAS理论，该文认为影响信
用分派和规则发现机制的因素主要是权利分配和社会资本两个方面。通过支持民间组织发展和利用经济法律手段管理非政府组织，实现相互促权模式，能够提升农村社区的治理效果，通过合理运用宗族关系和培养乡土精英可以有利地推动农村社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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