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演化理论研究评述
摘要：共同演化理论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前沿。现代演化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之一，是在达尔文选择理论的基本框架下融合复杂系统理论，从单一层级的演化理论扩展到多个层级的共同演化理论。通过梳理该领域最近的研究文献，本文较为系统地归纳和评述了共同演化的内涵、特征及其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主要运用。最后还指出该领域进一步研究的难点和方向。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达尔文主义；共同演化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08)04-097-05
一、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从演化到共同演化
近些年来，在复杂系统理论的启发下，演化经济学逐渐从传统的选择理论转向非线性动力学、随机过程理论、自组织理论和协同演化等复杂系统演化理论。一个重要的趋势是从机械的力学动力模型，转向包含微观多样性和宏观环境随机涨落过程的复杂系统演化模型。许多原先不予考虑的交互关系以及异质性在新近的理论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统达尔文选择主义的启示已经失去意义。相反，自然选择依旧在多个层面对自组织系统或子系统起作用，以便区分不同组织的适应性强弱。例如，许多有机体的成长(自组织过程)也包含着免疫系统、神经系统模式和肠道细菌的自然选择；同样，一个企业的成长也包含对惯例或习惯的选择。许多演化经济学家强调，达尔文“变异、遗传和选择”的研究范式具有普适性，能够为一切开放系统的演化提供一般性的描述和分析框架。为了更准确地刻画系统演化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复杂系统理论应该作为辅助理论嵌入自然选择理论中。因此，复杂系统演化理论应该被视为“达尔文范式的拓展”或者是“达尔文主义的演化”。这种范式的拓展主要表现在，建立“互动者”(Interactor)和“复制者”(Replicator)多层级协同演化的解释逻辑。一旦考虑到不同层级之间的反馈关系，尤其是当低层级的微观单元呈现丰富的多样性或异质性时，更高层级宏观单元的演化模型就不能再将微观单元假设为同质或者具有“代表性”。只有建立高层级和低层级之间的共同演化逻辑，才能更加准确地揭示系统的演化规律。这种观点也直接推动多层级选择理论的复兴和共同演化理论的发展。现代演化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之一，是在达尔文选择理论的基本框架下，融合了复杂系统理论，从单一层级的演化理论扩展到多个层级的共同演化理论。
二、共同演化的定义和特征
(一)共同演化的定义
与其他演化经济学的概念类似，共同演化的概念也是首先出现在生物学中，并通过类比(Analo-gy)的方式被运用到社会经济系统中。Mikko Jou-htio对共同演化做了如下定义：共演是指持续变化发生在两个或多个相互依赖、单一的物种上，它们的演化轨迹相互交织，并且相互适应。其中，物种的相互依赖关系包括：共生关系、共栖关系和竞争关系。而在物种竞争过程中，竞争的结果可能是一个物种淘汰或驱逐另一个物种，也可能是演化出不同的细分环境，弱化原先的竞争压力。Kauff-man认为，共演是指一方改变另一方的适应图景(Fitness Landscape)，反之亦然，进而改变双方的平均适应。Murmann区分了共同演化和并行发展。共同演化要求双方必须拥有改变对方适应特征的双向因果关系，而并行发展是指双方对一个环境的同时适应。可见，并不是所有的互为因果关系都能够成为互动者之间共同演化的反馈机制，只有那些决定互动者适应性特征变化的关系才能够促使共同演化。因此，共同演化可以定义为：互动者之间必须存在相互的反馈机制，它们的演化动力是交织一起的，即一个互动者的适应性变化会通过改变另一个互动者的适应而改变其演化轨迹，后者的变化又会进一步制约或促进前者的变化。
(二)共同演化的特征
1 双向或多向因果关系。对于共演的双方而言，必须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否则两者就不是共同演化，而是谁决定谁的关系。由于现实的复杂性，一个互动者可能和多个互动者之间具有互为因果关系，从而存在多向因果关系。例如，一个组织可能与其内部成员具有共演关系，也可能与其外部环境具有共演关系。许多研究表明，由于存在这种多向的因果关系，变化可能出现在所有互动组织的群体中，并通过多向的直接或间接互动与其他系统建立反馈关系。Lewin和Volberda指出，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关系系统中，区分决定性变量和非决定性变量是没有意义或者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个变量的变化都有可能是由多种变量互为因果关系内生引起的。
2 多层级和嵌入性。多层级特征是指共演不仅仅发生在一个层级中(例如，企业内部)，还发生在其他较低或较高层级中(例如，个体间、企业间、产业间、地区间等)，而且还发生在层级之间(例如，个体与组织、企业和产业之间等)。尤其是层级间互动的共演，是多层级共演的重要特征，也是传统达尔文解释逻辑的重要拓展。当考察一个较为复杂的经济系统时，研究者必须尝试建立多层级互动的共演反馈机制，才能更为准确地描述该系统的演化轨迹。例如，Baum和Sirlgh的研究明确考虑了组织内部、组织、群体和社区四个层级互动的共同演化；Pettigrew考察了企业内部环境(包括资源、知识、能力、企业文化、权威等)和外部环境(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因素)两个层级的共同演化。此外，低层级和高层级的共演也为我们理解微观与宏观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例如，通过建立微观层级和宏观层级的共演逻辑，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微观行为动机和宏观秩序演化的互动关联。嵌入性(Embeddness)是演化经济学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视角。在新古典传统中，许多影响个体行为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都被忽略了，个体被预设为超越社会结构的独立存在体。而演化经济学则坚持将个体的行为嵌入在更为广阔的文化、历史、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社会制度环境中。尤其是在创新经济学中，文化背景、国家制度和社会结构等都对创新的产生和扩散产生重大影响。
3 复杂系统的特征。共同演化具有明显的复杂系统特征。互动者之间的互动或反馈机制往往呈现出非线性或自组织的形态。由于变量间具有双向或多向的互为因果关系，一个变量的变化对于另一个变量变化的作用往往不同于直觉或简单的因果关系。在多层级的共同演化中，系统演化将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主要源自两个方面：其一，一旦出现新奇，互动者将通过自组织的方式应对和适应这种新的不确定性。较之于具有明确目标的建构组织(他组织)，自组织充分利用了互动者拥有的特定时空的局部知识，事前不存在明确的组织目标，该互动模型也就更加复杂，不确定性也更大。其二，由于层级之间存在相互反馈机制，某一层级的变化容易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互动传递给另一层级，这也加大了系统的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4 正反馈效应。正反馈效应也是共同演化的重要特征。正反馈机制促使系统内外部的变化对系统的影响不断放大，使得系统变得不稳定，进而离开原有状态。正反馈效应意味着系统本身具有创造新奇、传递新奇和扩散新奇的能力，系统或秩序是处于不断扩展中的。在经济系统中，正反馈效应的产生主要源自知识的外部性和边际报酬递增。由于知识是分散和局部的，行动者通常都处在特定的知识分工格局中，互动是行动者搜寻新知识的重要途径，任何个体的知识都可能成为其他个体知识创新或生产的投入要素。尤其当知识扩散程度比较高时，知识的正外部性特征就更加显著。由于行动者具有异质性和能动性(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创新在扩散过程中将引起更多的创新，这使得知识的边际报酬递增。技术创新在正反馈效应的作用下不仅会深化创新的深度、广度和速度，还会引起不同层次的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又会反过来影响和推动技术创新，这便形成了技术和制度的共同演化。在技术和制度共同演化的推动下，经济系统会发生结构性的转变。
5 路径依赖。在共同演化中，系统的演化轨迹也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路径依赖和正反馈效应有着紧密的联系。路径依赖是指：在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随机的非线性系统可能会受到某种偶然事件的影响，而沿着一条固定的轨迹或路径演化下去；即使在某一时刻存在更优的替代方案，由于报酬递增规律，既定的路径也很难改变，亦即形成一种所谓的“不可逆转的自我强化趋势”。简单地讲，路径依赖是指系统某一时期的演化方向受到上一时期的演化轨迹的影响，从整体上看，系统的演化轨迹将在某一特定的路径上持续较长的时间。因此，路径依赖描述了系统如何在正反馈效应和报酬递增规律的共同作用下而被锁定在由某一历史小事件引起的路径上。这也意味着历史或时间因素在经济演化过程中是不容忽视的。路径依赖还引申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即惰性(Inertia)。所谓的惰性，是指在演化过程中从一种不好的路径转变为好的路径这一过程中所需要的等待时间。由于路径依赖，制度将呈现出惰性的性质Arthur和North认为，路径依赖还源自个体认知结构或心智模型。诺斯还指出，个体改善经济绩效的能力(例如，制度创新能力)依赖其心智模型。因此，当心智模型比较稳定时，演化的路径依赖和惰性程度就越大。Loasby认为，在经济演化过程中，时间(历史)、知识(认知)和演化轨迹(路径)是交织在一起的，并共同决定了系统演化的路径(方向和速度)。路径依赖包含着历史(时间)依赖和认知依赖。
三、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主要运用
和传统演化理论一样，演化经济学家们认为，共同演化现象除了发生在生物演化中，也同样存在于社会经济系统中。Norgaard第一个比较系统地将共演概念运用到社会经济系统演化中。Nor-gaard认为，在经济系统中，共演主要反映了知识、价值、组织、技术和环境五个子系统的长期反馈关系，其中，每个子系统的变异都受到由其他子系统构成的选择环境的影响。此后，共同演化理论还被运用到解释各种系统的互动中，例如，生物一经济、生态一经济、生产一消费、技术一偏好、技术一制度、行为一制度以及人类基因一文化等。下面着重谈谈三个主要研究领域。
(一)组织与其环境的共同演化
近些年来，许多学者逐渐意识到，组织与其所处的环境是处在共同演化中的。如果仅仅将组织视为对环境的简单适应，而不考虑环境变化和组织行为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很难正确理解组织的行为和绩效。Lewin和Volberda认为，组织与其环境的共同演化分析包括以下一些内容：(1)运用纵向的时间序列来分析组织历时的适应性变化，(2)将组织的适应特征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和社会环境中；(3)明确考虑到组织微观演化和环境宏观演化的多向因果关系；(4)考虑到组织的复杂性特征；(5)路径依赖不仅在企业层面制约企业的发展，也作用于产业层面；(6)考虑到制度系统不同层面的变化，并且企业和产业是内嵌于这些制度系统中；(7)考虑到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宏观变量随时间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于微观演化和宏观演化的结构性影响。
(二)技术与制度的共同演化
纳尔逊强调，技术和制度应该被理解为共同演化，因为技术进步的速度和特征受到支撑它的制度结构的影响，制度创新也是强烈地以新技术在经济体系中是否和怎样被接受为条件的。在纳尔逊看来，制度可以被理解为相关社会群体所掌握的标准化的社会技术，是一种协调联合操作(工作)的知识。这样一来，技术就不再是先前我们所理解的物质技术，还包括社会技术。纳尔逊进一步认为，在技术创新和扩散过程中，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物质技术的复杂结构需要一个团队来运用，而团队中的成员之间的行动必须相互协调，这就需要社会技术来支撑，使得成员间就如何有效理解和操作此物质技术达成共同认知。因此，新的物质技术的发展通常会带来新的理解、认知和规范等社会技术，而社会技术的发展同样也会给物质技术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和线索。
Pelikan描述了技术和制度的共同演化机制。他认为，技术变迁对制度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一是有效利用新的生产方法或新的技术产品需要一个新制度来协调和提高成员间的新技能；二是新技术可能会降低制度的实施成本，使得原先无法实施或者实施成本过大的制度得以实施。同样，制度变迁也会对技术产生影响。他认为，主要有四种影响：一是组织的自由程度将影响各种可能的技术创新；二是制度会对技术创新产生激励；三是制度会对旧技术的粘性程度或消亡速度产生影响，会影响技术的创新和扩散速度；四是制度会影响技术选择的正确性。
Murmann将技术和制度的共同演化思想纳入产业动态分析中。通过对1850～1914年英国、德国、法国、瑞典和美国五国合成染料产业的比较研究，Murmann探讨了国家产业、技术(新的合成燃料技术)和制度等的共同演化过程，阐述了在不同国家背景下产业演化模式的差异，并且揭示了德国合成染料取得领先地位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德国的国家、产业和市场等制度对技术创新具有很强的推动力。由于大学中的化学家是合成染料技术创新的关键性投入者，一个国家的大学教育和培训制度会对技术创新产生较大的影响。在德国兴起的产业研究实验室模式能够较好地协调化学家为企业雇主工作，是一种良好的产学研联合制度。此外，德国成熟和规范的市场制度能够很好地将化学家供给和企业雇用需求、合成染料生产者和使用者等联系起来。二是技术的进步又会进一步推动制度创新。采取新技术的企业一旦获得较高的利润，就会激励它们推动上述制度的进一步创新，而制度创新也会继续推动技术创新。他认为，技术和制度的共同演化主要是通过企业群体和国家大学群体的互动
来推动的。
(三)个体与制度的共同演化
Hodgson认为，任何社会经济现象都不能仅仅由原子式的独立个体来解释，还必须包括个体间的互动关系(即制度)，个体和制度是共生的，构成了经济研究的二重本体。经济学不能抛开个体谈制度，也不能抛开制度谈个体。因此，个体与制度不是谁决定谁的单向关系，而是一种双向关系。这种双向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制度构成了个体的内在和外在约束。信息约束是一种物理结构约束，它描述了个体行为的所有逻辑和技术可能性。内在约束是指个体行为选择面临的认知约束。制度对于个体而言不仅仅是信息集合，还具有认知功能，它塑造了个体对于环境的感知、理解、解释和预期等认知结构。制度构成了个体间共享的心智模型。因此，制度构成了个体行为选择的物理结构和认知结构。其二，个体既受到制度的内外约束，又具有能动性，能够推动制度的演化。个体既在选择，也处于被选择中，受到“知”和“无知”的共同作用。这意味着既不是个体完全选择制度，也不是制度完全塑造个体，个体与制度之间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交互作用。
由于个体的认知受到现有制度的塑造，个体理性是内嵌于这种制度中，因此，个体不可能完全理解和评价整个制度。个体还存在无知，个体对制度也就不可能做彻底的改造，制度以一种累积性的方式演变。同样，随着制度的演变，个体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无意识的，制度在变迁过程中也在塑造个体的目标、偏好和价值观等认知。随着时间的累积，累积性的制度变革可能会呈现出结构性的转变，而当制度发生结构变迁时，个体的认知结构或心智模型也可能会发生结构性的转变。因此，个体与制度处于共同演化中。
四、进一步研究的难点和重点
共同演化具有“互为因果关系”、“多层级和嵌入性”、“复杂系统”、“正反馈效应”和“路径依赖”等特征。这些复杂性的特征本身就彰显了其理论的研究难度。由于互动者之间存在相互的反馈机制，许多影响互动者演化的因素就不能再被视为外生给定，而必须视为内生。这意味着共同演化模型将考虑更多的内生变量，这无疑加大理论建模的难度。而且，如果所有因素都是内生的，模型将因过于复杂而崩溃。因此，在考察共同演化时，必须寻找适当的外生变量。而如何合理地设置外生变量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问题。外生变量必须既具有经验基础，又是理论的逻辑起点。唯有此，才能使得理论既具有描述性，又拥有预测性。
知识命题一直是演化经济学的核心主题，即解释人类如何获取知识和利用知识，亦即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增长规律共同演化理论的进一步研究也将围绕这个主题展开。对于“知识”、“行为”和“制度”三者关系的阐释是近年来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前沿热点，产生了诸如行为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心智经济学、行为制度经济学、语言经济学和跨学科综合学派等基于认知科学的经济理论。“知识”、“行为”和“制度”三者的互动关系也将是共同演化理论进一步研究的难点和重点。一旦能够揭示三者的演变规律，我们对于社会经济系统知识积累规律的理解将更加深刻。而这种深刻的理解又能够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指导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各种经济共演现象。
(责任编辑：燕 祥 刘传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