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民族与教育：台湾学生大陆求学的政策和法规
【摘要】晚清至今，台湾学生求学大陆历经了四个时期：日占据时期、回暖时期、断裂时期和发展时期。从近代到现代，政治因素与民族因素一直是两岸教育政策与法规所体现的主要内容和价值选择。两岸的教育政策和法规必然会体现两岸的政治利益和民族情感，但是决定两岸教育政策和法规的基本动力和根本力量却是两岸人民和两岸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目前，虽然两岸之间的教育交流日益频繁，合作项目也日渐增加，但距离两岸的实际需要仍有差距。为此，一方面我们要尽量排除政治因素的干扰，另一方面要在实际问题上下功夫，解决两岸学生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政治；民族；台湾学生；政策法规
Abstract： From late Qing dynasty of China to today， the Taiwan students experienced four periods during their purchasing study in mainland： the period of Japan domination， warming up， separation and continue development. During these periods， the factor of politics and national identity are always the main content and value choice of educational policy and law of both sides of Taiwan Strait. Although educational policy and law surly will reflect the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national emotion， the determination force of policy and law is the practical necessity of people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both sides. Nowadays， the educational exchanges emerge and the corporation programs increase， but the developing speed still does not meet the demands. In order to fulfill that requirement， we， on the one hand， have to avoid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s， on the other hand， we must dealing with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Taiwan students when they are studying at mainland.
Keywords： Politics Nation Taiwan Students Policy and Law
从晚清至今，台湾学生求学大陆历经了四个时期。在这四个时期内，社会经济条件与政治因素，文化意识和民族认同分别在关于两岸教育交流的政策与法规的制定中起到不同程度作用和影响。新形势下，加强两岸教育交流不仅是面向新世纪，面向世界新格局的要求，也是两岸学生和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台湾学生大陆求学的回顾与前瞻
从清末民初到现在，台湾学生的大陆求学之路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895年到1945年，是日据时期；第二个时期从1945年到1949年，是回暖时期；第三个时期从1949年到1978年，是断裂时期；第四个时期从1978年至今，是持续、稳定的发展时期。第四个时期又可以1987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尤其是在1987年之后，台湾学生大陆求学热持续升温。
（一）日据时期：1895-1945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开始了长达50年的日据时期。日据时期，福建省的厦门、福州两地由于是许多台湾同胞的祖居地，习俗相同，语言相似而成为早期台湾学生大陆求学的首选之地。清政府于1906年创立的“暨南学堂”（暨南大学前身）以及于1921年由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大学都吸引了不少台湾学生前来就读。据统计，1926年9月在厦门及其周边地区的台湾学生在学人数共计达到214人。[1]20世纪20年代以后，尤其是五四运动后，随着西方新式教育制度被引入，中国大陆的教育呈现出的新气象对处于当时日本严酷统治下的台湾学生极具吸引力，于是一度出现了求学大陆的热潮。当时，台湾学生求学大陆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行到大陆求学，另一种是由台湾的民间社团派送子弟到大陆求学。期间，当时的国民政府驻台北总领事馆等机构也从中协调，帮助办理和联系相关事项。1931年7月，台湾中华总会馆派职员赴厦门联系子弟大陆就学事项就是经国民政府驻台北总领事馆从中介绍的。[2]
这一时期，除福建外，北京、上海，以及南京均是台湾学生重要的求学目的地。此时的台湾学生不仅在求学地点上较清末民初有了更多的选择，而且求学的层次也开始以高等教育为主，其中所学专业则以经济、政治、哲学、法律和国文为主。
（二）回暖时期：1945-1949
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赴大陆求学的台湾学生开始陆续增加。这些赴大陆学习的台湾学生除自费生之外，还有公费生。1946年6月，台湾长官公署教育处开始选拔台湾学生到大陆高校公费学习。[3]这是台湾最早的以到大陆求学为目的的公费生选拔。与此同时，大陆高校在招生和录取等方面也尽量为台湾学生提供便利。于是，短时期内，大陆高校的台湾学生人数迅速增加。据1948年统计，仅当年厦门大学便录取了两批台湾的高中毕业生，共55人。其中，一批是台湾省政府报送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计35名；另一批是台湾教育厅报送的学生，有20名。全部学生均免试入学。[4]这一时期，台湾学生入学的大陆高校都是当时最好的学校，拥有一流的环境和师资，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
（三）断裂时期：1949-1978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方面对华侨教育事业比较重视。195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中专门提出对侨生要“予以入学及学习的特别照顾”。1956年颁布的《关于国内侨务工作的方针任务及若干问题的政策》也规定对侨生要采取“优先录取的办法”。这里的侨生就包括台湾学生。
1960年，大陆第二所以“为侨服务”为宗旨的高等学府华侨大学创办。至此，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成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管的两所国内主要的华侨高等学校。虽然大陆颁布了很多优惠政策，但由于1949年至1978年间，两岸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再加上国内多次的政治运动，台湾学生的大陆求学一度停止。
（四）发展时期：1978年至今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对台政策确定为和平统一，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开始转向有限松动。虽然早在1980年，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就已经开始恢复对港、澳、台学生招生，实行单独命题、提前考试和录取的招生方式，但实际上由于台湾方面的限制，直到1985年台湾学生还是很难到大陆学习。
1984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办好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的报告》。该报告决定将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列为重点扶持的大学，并允许暨南大学单独面向港澳台招收全日制研究生。虽然此后两岸的教育隔离有所松动，但实际上直到1987年11月，随着蒋经国决定“有限度”的开放台湾民众赴祖国大陆奔丧和探亲，大陆高等院校才开始正式招收本科层次的台湾学生。为了便于台湾学生前来大陆就学，1989年，国家教育部还正式批准暨南大学对来自港澳台等地的部分研究生实行兼读制。
这一时期，大陆招收台湾学生的方式主要有两种：联合招生和单独招生。联合招生的方式主要是以北京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联合招收台湾专科、本科学生到大陆就学。在1989年之前，参与联合招生的仅有7所高校，后来联合招生的学校数量增加很快，从1990年的59所到2007年就已增加至173所。单独招生的大陆高校则主要聚集在福建等紧邻台湾的大陆省份。最早开始单独招收台湾学生的大陆高校是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8所学校，招收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1999年。此后，台湾学生赴大陆就学的人数急剧增加，据相关统计，至2009年初，在大陆就学的台湾学生就达到5000余人。可以想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国家对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逐步放开的背景下，台湾广大学子将会在大陆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政治与民族视域下的教育政策与法规
从近代到现代，由于种种政治原因，两岸间那道地理意义上的海峡却成了两岸人民交流与交往的天然屏障，然而，作为两岸人民文化之根的联系却是割不断的。于是乎，政治与民族不仅变成了萦绕在两岸人民心中挥之不去的伤痛与情愫，也成为两岸教育政策与法规主要的内容和价值选择。
（一）社会经济条件与政治利益
政策和法规支撑着政治的过程，任何教育政策与法规都是有关教育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措施。教育政策与法规的这种政治性质在海峡两岸教育交流的历程中表现的尤为明显。1979年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 “三通”、“四流”，呼吁两岸开展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随之，台湾开始允许台湾民众“自由去港澳旅游”。这项政策实际相当于允许台湾学生转经港澳进入内地求学。虽然当时途径港澳进入内地求学的台湾学生的人数和次数都极为有限，但这项政策依然只施行了一年。次年1月，台湾就宣布禁止台湾民众“以港、澳为观光首站”，原因是“易被中共利用”。
在当代西方的政策与法规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影响公共政策和法规制定的政治因素不再是主要方面，左右其制定和实施的主要是社会经济因素。美国政策学家托马斯·戴伊（Thomas R.Dye）在分析、比较了美国各州政策的基础上，就提出各种政策上的差别主要是由社会经济因素的不同引起的，而非某种政治原因。[5]这种观点试图为政策与法规的制定与实施找到某种客观因素。对此，詹姆斯·安德森（James E.Anderson）则认为这种观点过分夸大了团体的重要性，而低估了行政官员在政治过程中所起的独立又富有创造性的作用。[6]事实上也是如此，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在《德意志的意识形态》一书中就警告人们要警惕当政者将国家所代表和维护的共同利益扭曲为一种虚幻的共同利益。从两岸教育交流的历程中，也能清楚地看到其教育政策明显地被当政者的政治利益所左右。1991年之后，由于台湾学生大陆求学的人数急剧增加，解决两岸学历互认的问题开始变得十分紧迫。1997年10月22日，台湾曾在时任教育部长吴京等人的推动下公布了《大陆学历采认及检核办法》，正式承认大陆73所大学的学历。虽然该办法还有附加条件，规定回到台湾的台湾学生还必须通过统一考试，其学历才能被最终认可。从这项规定来看，虽然这仅是个有限度承认大陆高校学历的办法，最终还是被李登辉以违反“戒急用忍”的原则而叫停。虽然后来民进党上台后也多次讨论了大陆高校的学历采认问题，但最终“泛政治化”的态度还是大大拖延了学历采认进程。
虽然教育政策与法规必然要反映政策与法规制定者的政治利益和政治意志，但是只有立足于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面向教育与人本身，并且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政策才更具有凝聚力和持久力。越来越多的台湾学子积极前来大陆求学，说明两岸教育交流范围的延展与交流程度的持续深化既是两岸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需要。只有顺应和符合这个要求和需要，才是两岸人民最大的政治利益。
（二）文化认同与民族意识
现代的民族意识兴起于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和民族国家的建立。近代中国在面临内忧外患之时，国民的民族意识骤然而生。日据时期，日据当局的台湾总督府警务局分析台湾学生赴大陆留学的原因时就将其归结为文化活动所带来的民族觉醒。[7]也是在这种民族意识下，大陆学校也为日据时期台湾学生的求学提供了诸多便利。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专门制定了《华侨学生入学办法》，允许成绩未上线的华侨子弟先作为旁听生，旁听一年后，如果考试通过就可以转为正式学生。[8]1946年6月，在台湾光复后，台湾长官公署教育处开始选拔台湾学生到大陆高校公费学习。后来，该处一位官员在其《一月来之本省高等教育》一文中清楚地表述了这项选拔的意义就在于拓宽两岸的文化交流，消除文化隔阂。[9]
台湾的文化是与大陆的文化一脉相承。从台湾岛的考古发现来看，祖国大陆的文化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传到台湾。这种无法隔断的文化血脉联系是两岸教育交流最为坚实的基础，也是任何政治利益所无法替代的。同时，中国人内心中一向比较注重自己的文化，对于自己绵延数千年的历史也颇为自豪。1906年清政府在南京创立的“暨南学堂”是我国政府最早兴办的一所面向世界的华侨高等学府。其“暨南”二字就取自《尚书·禹贡》篇：“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意思就是要面向南洋，将中华文化远远传播到五洲四海。所以事实上，影响很大一部分台湾学子大陆求学的重要原因就是要寻找自己的文化之根和民族之根。可以说，世界上很少有那个民族的文化像中华文化一样是同自己的民族观紧密融合一体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1993年汪辜会谈中，促进两岸青少年和民间团体的文化互访交流活动成为有关协议中的重要内容的原因。近年来，在全球化影响之下，一方面它促进了各个国家、地区，以及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了解；另一方面，来自全球同一性的威胁必然会导致各个地区和国家的文化自觉和民族认同进一步加强。因此，教育政策和法规的制定也不可能不反映或体现两岸的民族、文化情感，以及现实的这种需要。
三、超越政治与民族：近期的教育政策与法规
两岸的教育政策和法规必然会体现两岸的政治利益和民族情感，但是决定两岸教育政策和法规的基本动力和根本力量却是两岸人民和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
大陆与台湾的教育在生源、专业等多方面都有互补性。在专业设置方面，中医、中文和历史等专业由于大陆方面的优势明显，所以普遍受到来大陆求学的台湾学生的欢迎。相关统计显示直到2003年，学中医的台湾学生仍在全体大陆求学台湾学生的三分之一以上，甚至台湾的中医师也开始赴大陆报读研究生课程。其他学生则遍布企业管理、经济法学、金融法学及国际法学等专业。在生源方面，台湾教育结构性资源短缺的现状，尤其2007年后，由于台湾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导致众多台湾高校因面临招不到学生而被迫关门的危机都要求尽快放开大陆学生赴台就读的政策。对此，我国教育部在2007年第三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中明确表示将对大陆学生赴台读书提供必要的帮助。
为了更好地保障台湾学生在大陆的求学生活，大陆在20世纪90年代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1999年，大陆发布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地区及台湾省学生的暂行规定》，目的就是加强港澳台学生的教育教学和生活管理，保证教育教学质量。同年，福建省还通过了《福建省招收台湾学生若干规定》，要求公安机关为台湾学生办理出入内地签住和暂住的手续开绿灯。为了照顾台湾学生的现实情况，该规定还明确台湾学生可以申请免修政治理论课程和不参加军训。2005年，作为对胡锦涛总书记与连战主席、宋楚瑜主席会谈共识的回应，教育部发布了《关于调整祖国大陆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招收台湾地区学生收费标准及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规定对已被内地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录取的港澳台地区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执行与内地学生相同的收费标准，同时，设立学生奖（助）学金。
同时，为了将服务台湾学生的工作做得更加深入，大陆还进一步强化了台湾学生的招生和就业工作。2005年，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受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的委托创建了大陆高校面向港澳台地区招生信息网。2006年，福建厦门还举办了大陆首次专门针对在大陆就学的台湾学生的“台湾地区专业人才暨大学毕业生大陆就业洽谈会”。同样是在2006年，大陆还正式认可了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核准的台湾高等学校的学历。虽然台湾方面长期以来不承认大陆学历，不仅给台湾留学大陆的学生带来困扰，而且也给因亲或项目关系在台湾居留和定居的大陆居民也带来了困扰。然而，随着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台湾向大陆投资的热潮，以及赴大陆高校求学的台湾学生人数持续的增加，现实的需要和压力最终突破了坚冰。2010年，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了“陆生三法”修正案，正式承认大陆部分高校的学历，并开放大陆学生来台湾大专院校就学。有关大陆学历认证部分，初步采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985工程”学校及另3所学校，共计41校。2013年3月，台湾教育部门再次发布了最新“大陆地区高等学校认可名册”，新增采认中央财经大学等70所高校，使得采认高校总数达111所。虽然台湾目前仍将每年赴台学习的大陆学生名额限定为2000人左右，但是相信随着两岸沟通和交流的日益密切，两岸教育政策上的限制将会越来越灵活。
四、新时期两岸教育交流的展望与建议
目前，虽然两岸之间的教育交流日益频繁，合作项目也日渐增加，但距离两岸的实际需要仍有差距。这就对两岸教育政策与法规的制定和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有鉴于此，两岸教育的政策和法规的出台需要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1、减少政治分歧的干扰
一直以来，两岸文化、教育交流最大的障碍就是两岸的政治缺乏基本的互信。以文化交流为例，在台湾方面看来，文化交流时中共和平统一的手段，而在大陆方面看来，台湾也许是在利用文化交流拖延政治谈判的时间。[10]在缺乏基本互信的情况下，两岸的文化、教育交流必然被“泛政治化”。台湾紧急叫停大陆高校学历采认议题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所以，要加强两岸的文化、教育交流，其中最紧要的就是建立两岸的政治互信，尽量使文化和教育交流单纯化，减少政治因素的影响。这样既符合两岸学生，也符合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在政策制定方面，同样必须以面对新世纪教育来看待两岸之间的交流，使两岸的教育交流正常化、制度化和长期化。
2、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
两岸的教育政策和法规除了确立自己的基本价值定位，还需要致力于解决实际的问题。尤其在学习方面，需要解决台湾学生在大陆学习的适应问题。台湾学生初到大陆学习，首先面对的就是语言文字沟通上的障碍。文字上，简体字和繁体字存在一定差异；语言上，有些大陆老师的普通话中可能还夹杂着方言，因而会增加他们听课的难度。第二，台湾学生所受的教育内容与思维方式与内地学生有所差异，在内地统一的标准化考试模式下，可能会有困难。第三，台湾学生考入大陆高校的分数相对大陆学生较低，同时他们考入的多是北大、清华、复旦等内地最好的学校，因而他们学习基础可能不如自己的同学，再加之从小接受的教育模式与大陆差别较大，有些课程学起来会比较吃力，如高等数学等。为此，也曾有些学校特地为港澳台同学开设了港澳台数学课程，以减轻他们的学习压力。
参考文献：
[1]福建省档案馆.闽台关系档案资料[D]，福州：鹭江出版社，1991：14.
[2]黄新宪.闽台教育的交融与发展[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143.
[3]黄新宪.1946-1949年台湾学生求学祖国大陆考[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6.
[4]黄新宪.1946-1949年台湾学生求学祖国大陆考[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6.
[5]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决策[M]，上海：华夏出版社，1990：41.
[6]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决策[M]，上海：华夏出版社，1990：23.。
[7]何标.京台两地学子缘[J]，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北京文史资料：第58辑[D]，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210.
[8]黄新宪.日据时期台湾学生求学大陆考[J]，教育评论，2004：2.
[9]蓝博洲.寻访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M]，台北：台北时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出版，1995：184.
[10]严安林.海峡两岸青少年交流之回顾与前瞻[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1999：1.
作者简介：
刘晓巍 （1979-），男，大理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师，主要从事民族教育、教育政策与法规研究。
张健 （1981-），男，西南大学教师，主要从事民族教育、汉字与文化认同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