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
李昕，生于北京，在清华园中长大。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了15年，后来担任过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总编辑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
几个热心的清华大学教授子弟，编写了一套书，题为《清华名师风采录》，第一辑出版了，又要出第二辑。因为我是做编辑的，他们把书稿目录寄给我看，希望我提一点建议。我注意到，他们列出的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名师里面，有钱锺书、曹靖华、吴达元，也包括王佐良、李赋宁、周珏良，总共16人，个个都是“老清华”，而1952年院系调整后留在清华的却一位都没有，自然，名单中也没有我父亲李相崇。我对这套书的主编说，你们提到的外文系名师，有的在清华任教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有的只待过两三年，但我父亲，从1946年进入清华，到1986年离休，一直在外文系任教，他是院系调整后第一任外语教研室主任，是80年代清华恢复外语系时的第一任系主任，直到2004年他90岁时，还在担任《大学英语》和《英语教学与研究》两个杂志的主编。他还不够清华名师资格吗？
那主编听了我的话，连说这是疏忽。正好，他在为第二辑约稿，希望我马上写一篇收进来。我婉言谢绝了。我说，如果写，我也不会按照你们的要求去写。我另外有话要说。我会像周启博写他父亲周一良那样写我父亲，我要帮助他反思自己的一生。
事后，我想，这本《清华名师风采录》没有收录我父亲，可能也没有错。他的名气确实不像已经收录的16人那样大。但是之所以如此，恐怕还是因为他把一辈子奉献给了清华。这真是个悖论呢。
一
1912年8月6日，在当时被称为“东亚第一馆”的青岛亨利王子大酒店，一场盛大的婚礼在此举行。新郎李涛，新娘周沅君，他们就是我的祖父和祖母。参加婚礼的来宾，多是辛亥后云集青岛的满清时期的达官贵人，规格极高，场面热闹。并非我的祖父祖母有多么出众，而是因为他们的联姻的背景引人注目。我祖父李涛，是前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胞弟，而我祖母，是前清两广总督周馥的孙女。提督的弟弟迎娶总督的孙女，捧场的人自然不会少。
婚礼过后，李准携家眷返回香港。后来又迁居广州、天津等地。祖父祖母始终随行。我曾祖父去世得早，而李准又年长我祖父23岁，是为“长兄大过父”，祖父不仅跟着这位大哥长大，而且一直到1936年李准去世，他的家始终依附着大哥的大家庭。祖父自己没有很大的出息，后来在天津市政府做小秘书，靠一手漂亮的书法，给政府官员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收入微薄。他自己的小家，总要依靠李准的钱。
李准这个前清旧官僚，一辈子做了三件大事。
首先是李准任职广东水师提督期间，英国侵略者多次窜入南海非法测量，掠夺海洋资源。清廷提出抗议，英政府仗着“坚船利炮”而置若罔闻。宣统元年（1909年），李准率官兵170余人，乘二舰前往西沙查勘，探明岛屿15座，逐一命名，升旗鸣炮，宣告西沙群岛为中国领土。同年，在巡海时发现有日本商人在东沙群岛私自开采，遂提请清政府对日交涉，终将日人驱逐。
其次是作为前清官员，李准曾率部镇压1902年广州洪全福起义、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和广西钦廉起义、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特别是参与镇压了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也就是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起义）。
第三是辛亥革命时，他于1911年11月初宣布反正起义，还派员说服在惠州据城顽抗、与陈炯明等民军激战的清廷陆路提督秦炳直开城投降。此后胡汉民赴广州，就任都督，从而广东全省得以兵不血刃而宣告独立。胡汉民曾在一份文告中公开宣布，“粤东省城九月（指旧历）反正，以李直绳君之功为最。”李直绳就是李准。
李准就是这样一个功过相兼的人。辛亥以后，为了避免革命党与他的旧时积怨惹祸上身，袁世凯请他出来继续做官，被他婉拒;后来溥仪建满洲国也有意请他出任伪职，他亦坚辞不受，守住大节无亏。整个晚年，他超脱于各种政治势力和权力之外，明哲保身，变成了一个文人，整天写戏看戏，演练书法，著书立说。
我父亲李相崇出生于1914年12月7日，他和我祖父一样，也是跟着李准长大的。从出生一直到读大学前夕，都是李准供养。这种情况，致使解放以后，各种政审的表格需要填写家庭出身这一栏时，父亲犯起难来。因为我祖母是周家大小姐，周家人经商，给了她三万块钱股票，她便是有产者。所以父亲填表时若是随祖父填，那就是“职员”;随祖母填，那就是“资产阶级”;随实际抚养他的李准填，那就该填“旧官僚”。父亲后来告诉我，他这三种出身，在不同的表上都填写过。
父亲到了上学年龄时，李准的家已经搬到了天津。李准用自己手里的积蓄，在今天天津和平区某处买了一块地，在那里盖了八座欧式二层别墅型洋楼，称为泰华里1—8号。其中1—3号，李家自用，4—5号，租给了我祖母的三哥周叔弢先生（此人后来是著名工商实业家，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天津市副市长），6—8号外租。后来我听说，著名书法大师郑诵先（前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郑必坚之父）曾租住过8号。
因为和周家住在一起，父亲和周家的几个与他年龄相当的表兄弟周一良、周珏良等一起长大。父亲和周家兄弟都没有进过小学，而是由家庭教师在家授业。周家殷实，且重视教育，所以不惜重金，聘请的都是满腹经纶的文人。周一良晚年回忆起来，唯一的遗憾只说他的家教没有教会他做旧体诗，致使他不会“用诗骂人”，但是“四书五经”，他是早早就熟读的。而我父亲的家庭教师就没那么有学问了。毕竟时过境迁，李准此时家业破落，千金几乎散尽，不能再像20年前那样，把能诗能文的前清秀才、后来的革命党人汪精卫聘到家里，给他自己的儿子李相枚和我祖父二人做家教了。所以父亲童年时代，没有得到像周一良他们那样的国学基础训练。以至于几十年后他成了外国文学翻译家，却坚持翻译文艺理论，不大敢涉足文学创作。他一辈子没有翻译过诗和小说。他总是说，自己的中文底子不行。虽然，在我看来，他们这一代人的中文修养，比起我们这一代人还是要高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