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南翔与清华大学加速器实验室
发展原子能事业的英明决策
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制订了中国要发展核工业、研制核武器的战略方针。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坚决贯彻和有力落实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发展原子能事业的英明决策。1955年9月初，由蒋南翔校长任团长的中国教育考察团访问苏联。代表团的成员还包括周培源（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钱伟长（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胡济民（北京大学教授）及翻译邢家鲤（清华大学教师）五人。考察团考察了苏联培养原子能干部的有关情况，向苏方订购了两台25兆电子伏特电子感应加速器（25 ΜЭΒ БЕТАТРОН），一台放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另一台放在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
蒋南翔校长为已决定调往航空学院或军事工程学院担任领导工作的清华党委第二书记的何东昌留在清华，在1955年11月写给高教部的《报告》中提出请求:“现在清华大学要担负建立工程物理系的艰巨工作，无论从政治上从业务上来看，我们感到何东昌以继续留在清华更为合适”。1955年12月，蒋南翔同志给彭真、刘仁及中央、总理的写信请求道：“清华新设的工程物理系，担负着我国第一批原子能干部的培养，……现任清华大学党委第二书记何东昌同志……我们认为他担任这一工作是较合适的。拟调他担任该系的系主任或副系主任。他本人很愿意，高教部黄松龄、刘凯风两位副部长也很表同意，这个意见也希望能得到党的组织及高教部的正式批准……”。经国务院主管副总理陈毅同志批准，何东昌同志留在了清华。
创建加速器专业
1955年，蒋南翔同志从苏联考察回国后，深感为国家培养原子能工作者的任务重大，必须尽可能集中力量迎头赶上。他提出于当年在清华大学设立实验核物理、同位素物理、远距离自动控制、电子学技术、无线电物理学专业；1956年增设半导体及解电质、空气动力学、固体物理、热物理及稀有元素分离工艺专业；在北京大学设立核子物理、电子学、无线电物理、放射化学专门化专业。
加速器（曾称“电物理”）是实验核物理专业的一个专门化。学校委派陈世猷、刘迺泉负责筹建工作。
文革前蒋南翔同志在清华大学担任校长达14年，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在清华求学成长的年代。从十几岁到三十岁出头的青年人，在校接受了毛主席的“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不少人从共青团员成长为共产党员，在又红又专大道上迈进。
我于1951年在上海考区考上了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电机系发电专业，记得入学时系里钟士模教授问我：“你为什么要学电？”我胸有成竹地回答：“因为列宁说过，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1955年我应该从电机系毕业，但因担任半脱产学生政治辅导员，比同班同学晚毕业。1956年我接到通知，校党委副书记何东昌把我和刘迺泉约到工字厅党委办公室对我们说：“根据党委决定在清华要办原子能专业，钱三强建议要调一些学电的来筹建加速器专业和实验室，你们是学电的，是党员又是辅导员，党委调你们来筹建”。何东昌还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要有思想准备，搞新的原子能专业，会比搞发电要吃力些，提升也会慢一些”。当即我们向何东昌同志表示：“作为一名党员，坚决服从党的召唤！”
1956年～1957年，学校聘请了苏联列宁格勒多科性工业大学的专家格林别格（Α﹒Π﹒ΓΡΝΗБЕРГ），由他主讲《粒子加速器物理基础》，翻译是宋鸿国。听众有清华大学电机系、无线电系教师，北京大学原子能所和技术物理系的教师以及中科院原子能所加速器专业的工程师和科技工作者们。
1957年～1958年苏联多姆斯科工学院派专家阿那尼也夫（Λ﹒М﹒ΑΗΑΗЬЕВ）和哥尔布诺夫（В.Ν.ГОРБУΗОВ）到清华指导蒋南翔访苏时购买的25MeV电子感应加速器的安装调试和应用。1958年底，加速器达到过额定指标，但不稳定。1960年，依靠年轻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的努力，使加速器工作日趋稳定，开展了建系以来首批光核反应研究。
1958年～1962年，建成400KeV高压倍加器，进行了实验核物理专业的快中子物理研究。
1959年，设计、制造了我国首台5MeV电子感应加速器，1963～1964年调整成功获得γ射线。
1965年，建成了2.5MeV电子回旋加速器。
1958年，工程物理系培养出第一批毕业生46人，其中有7人从事加速器的教学和科研。
1959年，工程物理系加速器专业先后开出六门专业课，建成一批高水平实验装置，从清华大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和哈工大有关专业低班（大一）挑选品学兼优的学生来清华培养，再经过清华四年正规学习，培养出我国首批国家急需的加速器人才。
1966年，初步建成我国培养加速器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清华加速器实验室（一期）。
1983年，建成文革后我国高教系统首座加速器实验室（二期）
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清华校园建设日新月异，新建了很多教学楼和实验室，它们大多是国际著名富商出资赞助的。赞助商为清华大学作奉献，清华给他们扬名作为纪念。于是，出现了一连串以个人命名的大楼。如邵逸夫馆、蒙民伟楼、梁銶琚楼、伟伦楼 、何善衡楼、逸夫技术科学楼、裕元楼、熊知楼、刘卿楼、……
殊不知，在这众多的楼群中，坐落在校园最东边，有一座不起眼的两层楼房，它也是由清华校友义务设计建成的，却没有留下任何人名，这就是清华大学加速器实验室。
回首往事，文革后有一年校庆日，校友纷纷返校。1964届工物系加速器专业校友扬德懋给校领导何东昌提出意见，认为加速器实验室实在太破旧，应该重新修建。像清华这个全国高校唯一的加速器专业兴建一个像样的实验室，这件事理应得到国家大力支持。我们想建一个系列加速器项目，已获国家计委200万美元支持资金，遭到同行反对；后来又想搞同步辐射项目，又遭同行非议。我们当时一无条件立上科研项目；二无经审批的基建面积；三无基建资金，只能在三无基础上创业。
那时我是这个任务的甲方负责人。从基建立项开始，为了加快审批，一个400～800平方米建筑称为“临建”可免除繁琐的审批手续，我闯过了第一个难关。接着又将800平方米升为1200平方米正式列为基建项目。当时主管我们的是高教部基建司，清华调去的庄前昭任司长，具体管项目的是一位刚从学校毕业学建筑的研究生，他不懂“核”，更不懂“射线防护”，我必需认真、耐心地解释给他听，告诉他房子面积虽然大，因为加速器射线强，防护厚度大，人们可利用的实际空间是很小的，而且由于加防护，建筑成本会很高。为此，我们配备主力紧盯着项目，随叫随到，高教部大院后面的红星楼我们跑得透熟。当时高校受到文革严重摧残，把恢复招生、上课教室、睡觉宿舍放在首位，建实验室根本排不上队。经一再争取，说明清华早已把研究性型大学作为办学方向，最后成功了，加速器实验室成为我国高校文革后首个被正式批准兴建的实验室。
我曾是清华加速器实验室一期工程的负责人，这次实验室二期工程批下来，我作为工程的负责人，更是用心和用力。工程规模不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既不属一般的民用建筑，又不是普通的工业厂房。我请清华大学建筑设计室做设计，设计室主任说：“我们不懂原子能，没有相关工程经验，这个任务接不了”。我又去八里庄核工业部第二设计院，找到有关领导，得到的答复是：“你们的加速器实验室，设计上没问题，只是对我们院来讲这个项目太小，产值不大，要求独特，费时费力，目前我院任务很忙，这个项目接不了”。
天无绝人之路，事在人为。核二院是我国重要的原子能专业设计院，多年来清华大学输送了不少各种专业工程技术人材，特别是工程物理和工程化学原子能专业人才。清华校友们多年来积攒着发自内心对母校的一片感恩报恩之心，当他们一听到母校遇到了这个前进发展中的难题时，纷纷热情地伸出援助之手，主动来校了解情况要求接任务。他们在本院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热情倡议：“依靠校友的力量，作为特殊的办法，为母校做出贡献”。该院办公室副主任、我校土木系1964年毕业生陈玉峰成了无人指定的工程负责人。在他的组织下，分散在院内涉及六、七个专业的二十几位校友，利用夜晚和假日承接了这项额外任务。该院的李笑儒、李坤眉、汪真三位同志不是校友，也义务地参加了工作。这些同志都是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大学毕业的中年骨干，工作和家庭负担比较重，有的身体还不太好，但都热情很高。有的同志要出差、出国，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总是极负责地安排其他校友接替，出差回来又继续干。设计过程中需要反复研究修改图纸，校友们不让学校派车接送，无论寒冬酷暑都是挤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来校。对学校提出的设计要求，校友们不嫌麻烦，总是千方百计尽量满足。学校几次提出应给以酬劳，都被他们一一谢绝。
加速器实验室是我校的重要科学实验项目，投资七十万元，建筑面积一千二百多平方米，工程要求较高。他们从地质勘探、检测放射性物质等各方面，帮助我们不断完善设计方案，做出了我们很满意的设计。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定方案时讨论的问题，如：二期应和一期有机相连；二期地下是否遗留1958年“大炼钢”、“大炼铀”的放射性？二期工程是个百年工程，在作防护设计时要留有余地，有灵活性，最后水泥混凝土墙加厚到3.5米；为防止建筑物日后非平衡沉降，根据现场探井地质资料，在相应的地下打下89根8米钢桩；为了进一步发展，地基允许由二层加盖成三层楼；考虑到终年在有射线环境里工作的人们应有个小小的花园，在一、二期相联处建成一条花廊可种上紫罗兰或葡萄树；为工作者方便，楼内每个房间皆配备水池、白瓷砖护墙和上下水；考虑到未来发展，预留了十部电话接口；为了长远，把全部基建文字和图纸资料送到学校档案室保存……等等。
设计完成。时任教育部长何东昌同志应我们请求，特地在宣纸上用毛笔写下《清华大学加速器实验室一九八三年》，他没有署名，我用此文到北京市大理石厂加工刻制成实验室铭牌，石材、刻雕、制作总计300元。
翻开1984的《新清华》一页
1984年1月15日《新清华》第2版右上方刊载着一篇当时的真实历史资料，文中提及：
“蓝图献母校 依依校友情 核工业部第二设计院二十位校友为母校义务设计实验室”
元旦佳节上午，工字厅一片欢乐气氛。解沛基副校长，科研处、基建处、工物系的同志与核工业部第二研究设计院二十几位校友亲切欢叙，感谢他们用业余时间为母校设计了一座加速器实验室。
解副校长向校友们介绍了母校的情况和发展前景，并代表学校致以衷心的谢意。校友们说：“我们在校受到五、六年的培养，都有一个心愿，为母校做点贡献，有这样一个机会大家很高兴，虽然增加些劳累，干得心里痛快。我们图纸也是向母校送上的一份作业。基建处汤纪敏同志宣布，实验室建成后，要在建筑物上刻记永久性纪念。学校向校友们赠送了附有校景彩照的相册等纪念品，校友们重游了校园，参观了正在施工的加速器实验室工地。
人才辈出硕果累累
文革后，为了振兴中华，清华大学着力不断提高教育质量，正向着研究性型大学迈进。工程物理系建成了高质量的加速器实验室，建立了博士点，不断夺取科研的制高点。改革开放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春天，时势造英雄。新时代人才辈出，他们从这里发源，他们是我们的精英，我们的代表，我们的好榜样。限于篇幅在此略说一二：
刘迺泉，1953年清华电机系毕业，1956年调入工物系。首任清华加速器教研组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清华大学理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主任、中国加速器学会副理事长。曾获前苏联联合核子所优秀成果奖、全国科技大会奬、核工业部科技三等奖、国家科技一等奖、中科院科技一等奖、中科院科技二等奖。
林郁正，1962年清华工物系毕业。教授，博导。第二任清华加速器教研组主任，中国加速器学会副理事长。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两项。享有国家特殊津贴。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
王聚文，1966年清华大学工物系加速器专业毕业，获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国家实验室——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加速器结构研究组负责人，加速器技术研究系副主任。
陈森玉，1964年清华大学工物系加速器专业毕业。研究员、博导，中国工程院院、中科院高能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曾获中科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张闯，1968年清华工物系加速器专业毕业。研究员、博导。曾任中科院高能所副所长、中国加速器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政协常委。曾获中科院技术进步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获政府特殊津贴。
赵振堂，1983年清华工物系加速器专业毕业。1990年获清华物理学博士学位、研究员、博导。现任上海光源研究所所长，被评为2001年～2003年度上海市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刘国治，1983年清华大学工物系加速器专业毕业。1992年获清华博士学位、研究员、博导。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3项、部委级科技进步二等以上奖12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国核实验基地司令员、少将军衔、中国科学院院士。
历史的见证
蒋南翔校长曾经说过：“科学研究方向明确了，科学研究队伍形成了，并且有组织、有计划地加以安排，我们就有理由希望做出更大的科学研究成果和攀登科学研究的高峰。我们深信，高等学校的这支科学研究的登山队伍，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是完全可以攀登世界科学的最高峰的。”这是他在1963年1月讲的一段话。
1963年7月，蒋南翔校长又提出：“实验室对科学研究工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实验室的水平，也就没有我们学校的科学技术水平”。
1979年2月，由邓小平同志提名，调蒋南翔同志任教育部长兼党组书记。1980年9月，蒋南翔同志在教育部又指出：“四个现代化要求我们为国家培养一支各方面高水平的专家队伍，能在学术上同国际上第一流的科学家并驾齐驱。有了这样一支科学技术上的“登山队”，我们就能够在各门学科有自己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能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现代化建设遇到的最新科学技术问题”。
我是早期清华加速器专业建设的见证人，是清华加速器实验室一、二期工程的甲方主持。这个面积只有1200平方米的实验室，从1983年起 ，近三十年至今一直在使用，它作为国家的重要科研基地，培养了大量人才。它见证了蒋南翔校长办教育必抓科研，必重实验，教学与科研并驾齐驱，在高等学校中建立科技登山队，培养世界一流科学家的指导思想的英明正确。清华大学加速器专业的发展和科研成果充分见证了他的预见。从1955年党中央、毛主席发展原子能英明决策，蒋南翔调兵遣将，何东昌具体落实，今天开花结果。解剖一个小小的麻雀——清华加速器教研组（加速器实验室），就可清楚地看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路。
清华大学建校百周庆典到来之际，我们深深怀念蒋南翔校长，怀念清华早期建设的志愿者——核二院校友们的无私援助，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名字，但功不可没。他们的业绩将永远载入清华建设史册。（清华大学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