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入道德偏好的“经济人”假设重构猜想
〔摘要〕 人类理性能否作为经济学基础假设的逻辑起点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本文试图在纳入人类道德偏好的双重动机下利用二次理性的假设提出重新构造“经济人”假设的猜想。旨在回归经济学基础假设的社会性，揭示人类多重原始动机下抉择的行为模式，并解释不同社会性质下人类有限理性实现程度①的影响因子，以及影响社会最终结果的机理。
〔关键词〕 理性；道德偏好；二次理性；社会均衡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3－0026－05
①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一词来源于何大安的提法。何大安：《行为经济人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91-101页。
②引自〔英〕阿弗里德·马歇尔著，廉运杰译《经济学原理》，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18页。
③理性，指新古典经济学中理性的含义，代表利己，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或个人损失最小化的含义。文中的理性一词均指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如有特例，将会标注。
〔作者简介〕杨云鹏，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 610064。
一、 引言
“经济人”假设作为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奠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基石。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界关于“经济人”假设的争论从来未曾平息。于学界看来，对“经济人”假设的争论不只关乎假设本身，更关乎建立在假设之上的整个经济学体系。而不断地质疑与争论正好为经济学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源泉。可以预见，这般争论在经济学发展的道路上是难以平息的。
西方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思想最初源于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斯密认为一个人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即是人对自私的追逐，〔1〕虽然“经济人”这一范畴当时并没有在其著作《国富论》（1776）中明确提出。而斯密的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1759）看似与“经济人”之思想相冲突，却实为互补地阐述了人具有多重动机的情形，即人除了自私自利的动机以外还存在其他动机。〔2〕继斯密之后，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派经济学家展开了对其“经济人”思想片面和极端的诠释。李嘉图（1817）认为求利即是“经济人”的全部，而道德、伦理的特性则排开不作考虑。〔3〕19世纪末，阿弗里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问世，马歇尔表达了他对“经济人”思想折中的观点：“经济动机不全是利己的。对金钱的欲望并不排斥受金钱以外因素的影响，欲望本身也许是出于高尚的动机。经济衡量的范围可以逐渐扩大到许多利他的活动在内”②。〔4〕由此看来，理性③仅是人类多种多样的原始动机之一，并未承载着人类原始动机的社会性。〔5〕进入20世纪以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对完全理性假定提出了质疑，提出了“有限理性”一说，认为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状态。1953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发表了《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文中宣称对现实的预测和对实际数据的比较是检验一个理论或者假说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而理论假定的真实性并不重要。〔6〕这一观点引发了西方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大论战。此后，又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提出了“交易成本”一说，并创立了以有限理性假设为逻辑起点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而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1992）通过实验发现，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抉择时通常遵循某些捷径和原则，而这与经济学理性假设和期望效用最大化理论存在偏差，〔7〕需要通过对人类心理的研究来完善行为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由此看来，现实社会中人类非理性特性的存在引发了经济学家对“经济人”假设的多方质疑和修正。认为经济行为人对何大安在《行为经济人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一文中的说法“行为经济人”的调整，作者认为“经济行为人”更为恰当。何大安：《行为经济人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91-101页。除了物质与金钱的理性选择外，还将受到道德、信仰、习俗、教育程度、喜好等主观因素的影响而选择非理性，同时也可能因为交易成本、行为限制和环境变化等客观因素造成行为结果的非理性。然而，在如此繁多的非理性影响因素下，如果妄想能够把所有因素都纳入“经济人”假设的考量中是不现实的，同时也是不具有意义的。〔8〕
利他行为由亲缘利他、互惠利他和纯粹利他三种形式构成〔9〕，可视为人类的内生偏好进行研究〔10〕。国内学者赵春学（2005）探讨了一种将利他的社会偏好和个人社会价值纳入经济学基本假设的模型，并加入了物质商品与时间的约束条件。通过放松完全理性的假设条件使得该模型能够分析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11〕基于公平偏好的研究文献也颇为丰富，韦倩（2010）从互惠公平和不公平厌恶两种意义对经济学模型进行了研究，并对当前国际上流行的纳入公平偏好的经济学模型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评价。〔12〕而朱富强（2011）认为如若考虑到人类为己利他行为的存在，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能够更好地解释社会现象。〔13〕无论基于何种偏好与何种价值，学术界对人性假设不完全理性的命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成了共识。这势必会引起对经济学基础假设的一些质疑与反驳，就如基于有限理性假设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以人类心理和行为研究为核心的行为经济学。然而，更加重要的命题是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如何对社会结果产生影响。〔14〕只有完成这样的命题才能使经济学的理论离现实更进一步。
二、模型假设
理性与非理性，是人类社会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的选择。何大安认为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安排关键在于偏好的确定，而制约偏好的变量主要在于认知、环境和信息。〔15〕本文视人性中的理性与道德偏好为理论回归现实的研究突破口，通过重构基于理性与道德偏好下“经济人”假设模型，来研究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选择安排以及由此造成社会结果的偏差。首先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理性和道德是人们原始动机中仅有的两个选择偏好。西方传统经济学假设认为，人们在面临选择时总会做出对私己有利的决定。然而，无论是现实社会还是理论研究中都不缺乏利他和兼顾社会公平的个案。该模型通过对人性假设的高度概括，将经济假设设定在理性和道德两个维度，旨在有效地分析人类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安排。
假设二：市场中不存在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人们不受行为限制且不受环境变化的影响。该模型排除了环境、信息和行为限制等客观因素，以考虑人们在一定认知水平下的主观选择为研究核心。
假设三：人们可以轻易地在理性与道德偏好中做出选择。社会中对于理性和道德价值取向是对理性与道德偏好的累积。人们对理性和道德具有不同的偏好，社会通过对偏好的累积可以形成社会的总价值取向。如果把抉择的次数作为理性取向和道德取向的衡量标准，那么社会的总价值取向则是每个决策者每一次决策计数的简单加总。然而，一次决策中可能同时兼具了理性与道德的偏好。同样的社会体制下，人们可能遵循大致相同的价值取向，然而总会因为认知的不同而产生具有差异的价值取向。随着决策者的决策次数增加，基于理性与道德选择的社会总体价值取向会更趋于精确。
假设四：决策者的每一次选择具有独立性。决策者的每一次选择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指经济活动中的决策者在每一次选择下都是遵从市场规则和社会规范“社会规范”是指丹·艾瑞里所著《怪诞经济学》一书中第四章曾提出人们交易时将遵循社会规范与市场规范中。指人们在社会中所遵循的两种法则，一种源于市场力量规范，人们追求物质；而另一种则是社会中非市场的力量。一旦市场规范力量介入，社会规范就会消失。文中引用处也可指社会价值的不同取向。的，分别具有其独立性。而不是指经济行为人的选择是随机的。
假设五：研究对象规模相同且保持不变。假设分析的任何一个社会团体或国家具有相同的规模，且规模保持不变。理由在于，不同的研究对象中在某段界定的时间内都存在着不可计量的决策次数，由于决策次数趋近于无穷大，可以近似地将其认为研究对象的规模相同。
假设六：决策者具有 “重复理性”或者“二次理性”的行为特性。“重复理性”或“二次理性”指决策者在进行抉择时将所有偏好尽量地整合并以此获得更优收益的行为特征。参照之前的假设可以理解为：决策者在兼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性偏好和道德偏好时，如若两种偏好的选择结果不存在冲突，决策者将选择尽量地整合、重叠其个人的理性与道德偏好，以此获得更优的利益结果，即兼具经济上的利益获得和精神上的利益获得的较大满足满足，这里的满足指此模型中决策者的物质满足与精神满足，即理性满足和道德满足。如将其拓展含义，则代表任意形式满足的总和。。这个整合和重叠的过程即是“重复理性”或“二次理性”。如若拓宽本文的假设，将决策者决策时考虑的更多种因素纳入其中，最终仍可通过“重复理性”的行为特征来增加最后利益的获得。“重复理性”行为特征的假设在研究和生活中都有迹可循。何大安在《理性选择向非理性选择转化的行为分析》一文中阐述了“人类选择行为中的非理性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理性选择转化而来的”的观点，认为通过发现人类行为特征而将理性与非理性割裂开来的研究不具科学性。〔16〕 而本文正是从理性出发，通过纳入道德偏好因素来研究理性与非理性之间转换实现程度的机理。因此，更具科学性。
三、模型分析
通过决策者选择的利益出发点、受益时间偏好和目标差异的研究，将社会中决策者的选择分为三类：低阶选择，从利己的思想出发，偏好在短期内受益，追求个人福利的最大化；高阶选择，偏好在长期内受益，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中阶选择，介于私己与社会之间，偏好介于短期与长期之间，目标追求介于个人福利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之间。因此可见，低阶选择更加注重对理性的追求，高阶选择则更加倾向于对道德的追求，而中阶选择是一种中间状态。〔17〕
表一：决策者选择的分类依据“经济行为人选择分类表”参照杨云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 “经济人”假设微调的假想》一文中的思想，略有修改。杨云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 “经济人”假设微调的假想》，《经济体制改革》2010年第6期，178-180页。
低阶选择（L）中阶选择（M）高阶选择（H）
利益出发点利己介于利己与利社会之间利社会
受益时间偏好短期受益介于短期与长期收益之间长期受益
目标个人福利最大化介于个人与社会福利最大化之间社会福利最大化
由假设三可得，决策者的无数次选择构成了社会的价值取向。因此，根据社会中所存在的理性与道德选择组合，将社会情况分为三种类别：两种极端情况和一种过渡情况，即完全理性社会、完全道德社会和理性与道德社会。
表二：理性与道德选择下的社会分类
完全理性社会（R）理性与道德社会（S）完全道德社会（M）
目标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理性与道德的追求并存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
组成低阶选择低阶选择、中阶选择、高阶选择高阶选择
完全理性社会的目标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由低阶选择组成；完全道德社会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由高阶选择组成，每个人、每一次都追求道德演绎的极致；而理性与道德社会中充斥着低阶选择、中阶选择和高阶选择，理性与道德偏好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性。理性与道德社会中，决策者可以基于偏好自由决策，因此重叠理性的行为特征得以展现。理性与道德社会最符合现代社会范式，也正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定理一：理性与道德偏好曲线呈凹形。
根据以上假设，描绘理性与道德的偏好曲线。纵坐标代表决策者的理性取向，以决策者的理性选择次数来计量；横坐标代表决策者的道德取向，同样以决策者的道德选择次数来计量。由于单次决策中可能同时兼具理性与道德偏好，可以讲其以分数的形式计量，以此来表示每一次选择中的理性成分和道德成分。因此，当兼具理性与道德偏好时，偏好曲线可能呈现出凹形的特性。下图描绘的是决策者在理性取向与道德取向中做出的无数次选择。
图一 理性与道德偏好曲线
图中横轴X代表道德取向，纵轴Y代表理性取向。在完全理性社会下，社会的价值取向统一。决策者完全遵循社会价值标准，只选取理性取向。因此，点A（0，a）为充斥着低阶选择的完全理性社会。而在完全道德社会下，社会的价值取向同样是统一的，决策者完全遵循相反的社会价值标准——道德取向。因此，点B（b,0）为追求道德极致的高阶选择组成的完全道德社会，且a=ba=b的原因如下：假设五中提到社会规模相同且保持不变，而社会中所面临的选择次数一定且无穷大。因此，无论是偏好理性还是道德的选择次数应相等或者近似相等。而a和b分别代表完全理性社会的完全理性选择次数和完全道德社会的完全道德选择次数。因此，a=b。。而完全理性社会A与完全道德社会B两点间的线段AB呈现凹形。其原因如下：
首先，理性与道德的偏好曲线非线性的。完全理性社会A与完全道德社会B两点间的曲线AB代表社会中决策者对于理性与道德选择偏好的情况。然而，理性取向与道德取向的偏好并不是可以完全替代的，存在单次选择理性与道德并存且重合的情况，正是这种特殊的情况导致理性与道德的偏好曲线不为线性。
其次，理性与道德的偏好曲线非凸形。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经典分析，两种商品的偏好曲线普遍应呈现凸形，它可以很好地诠释两种商品间偏好的真实情况。然而，理性与道德并不像偏好曲线为凸形的一般商品那样，呈现出边际替代率递减的特点；也不像一般商品那样，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因此，理性与道德的偏好曲线不是凸形的。
最后，理性与道德的偏好曲线呈凹形。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商品偏好的分析中，除了呈现凸形的一般商品外，还有一些并不呈凸形的特殊产品：完全替代品的偏好曲线是斜率为-1的一组线段；完全互补品的偏好曲线是向右上方开口的一组折点在y=x上的折线，；而像海洛因等上瘾品的偏好曲线呈现出凹形等。〔18〕叶航的广义效用范式中，也支持效用强度减少导致相关行为投资减少的论调。作者认为，理性与道德的偏好曲线呈凹形最合理地解释社会的现实状况，即决策者的价值选择构成了社会的价值取向。然而，在社会价值取向下，决策者会呈现出不断追求取得社会认可的价值取向的趋势。换句话说，在一个理性或者道德取向一致的社会中，相左价值取向的成本是十分巨大的。而在兼具理性与道德取向的社会中，价值取向间转换的阻力则要小得多。这表现为边际替代率递增的特点。同时，在价值取向不单一的社会中，中阶选择的现象会使曲线弯折。因此，理性与道德的偏好曲线应呈凹形。
设理性与道德的偏好曲线为二次函数，y代表理性取向的选择次数，x代表道德曲线的选择次数，α，β和γ为二次函数的参数，则有：
y=αx2+βx+γ
根据y=αx2+βx+γ呈凹形的特性，可知y=αx2+βx+γ的二阶导数d2ydx2＜0，即α＜0。由于模型设定的特点，经济行为人选择的次数一定大于零，可知γ＞0。除此之外，若y=αx2+βx+γ在区间［0,γ］上单调递减，应满足y=αx2+βx+γ的一阶导数在区间［0,γ］小于等于零，即dydx=2αx+β≤0。因此，β≤0。最后，由于y=αx2+βx+γ交于纵轴和横轴的截距相等，即上文提到的a=b，可得，αγ+β+1＝0。
因此，理性与道德的偏好曲线y=αx2+βx+γ应满足α＜0，β≤0，γ＞0且αγ+β+1＝0。
定理二：完全理性社会与完全道德社会分别存在唯一均衡点。
完全理性社会和完全道德社会具有价值取向单一的特点。因此，在如此极端假设的社会中，决策者的价值取向趋近于符合社会的价值取向，即在理性与道德偏好曲线上，完全理性社会和完全道德社会分别存在唯一点A（0，a）和唯一点B(b,0)的均衡点。
在A(a,0)和B(b,0)两个均衡点下，决策者没有任何动机改变其价值取向，因为在单一社会价值取向的社会中转变价值取向的成本是十分巨大的，以至于不会有决策者去改变个人的价值取向。
完全理性社会和完全道德社会均衡的完成是需要一定的外在力量推动的。只有在行政、宗教和信仰等有力手段的推动下，才能从社会的非均衡点到达均衡点。
那么，理性与道德社会中是否存在均衡点？
定理三：理性与道德社会存在唯一均衡，该均衡的理性取向超越了道德取向，且具体数值为-αγ24（α＜0）。
在理性与道德偏好的二维模型下，决策者通过某种程度整合理性与道德偏好来追求自身满足，即“二次理性”，从而达到理性与道德社会下的社会均衡。因此，求解理性与道德社会均衡点的问题转化为条件极值求解问题。
图二 理性与道德选择下的均衡点
已知：理性与道德的偏好曲线y=αx2+βx+γ，满足α＜0，β≤0，γ＞0且αγ+β+1＝0。
求解：理性与道德的偏好曲线y=αx2+βx+γ(α＜0，β≤0，γ＞0,αγ+β+1=0)使z=x+y最大的解。
解得，当x*=γ2，y*＝2γ-αγ24时，理性与道德的偏好曲线y=αx2+βx+γ(α＜0，β≤0，γ＞0,αγ+β+1＝0)使z=x+y最大的解，最大解为z*＝4γ-αγ24。
鉴于2γ-αγ24＞γ2 ，则x* ＜y*。
通过求解，理性与道德社会的确存在一均衡点E(γ2，2γ-αγ24)，而理性与道德社会存在的任一点都将向均衡点E(γ2，2γ-αγ24)趋近运动。正如丹.艾瑞里设计的“诚实与不诚实”试验丹·艾瑞里所著《怪诞行为学》中第十一章203-206页的实验，作者将其称为“诚实与不诚实”实验。实验得出，人们在诚实与不诚实的测验中，通常会表现出不诚实的行为特征。但是，这种不诚实并未达到其不诚实的最大限度，通常介于诚实与最大极限的不诚实之间。的结果一样：人们在适当的环境中，面对诚实与不诚实的选择，并不会选择完全诚实，也不回选择完全不诚实，而是在诚实与完全不诚实中间选取一定的折中点。〔19〕在文中分析的理性与道德社会中，决策者在理性与道德不完全冲突的情况下，朝着均衡点E(γ2，2γ-αγ24)趋近，即γ2程度的理性和2γ-αγ24程度的道德，并最终达到均衡。社会到达均衡时，社会中的决策者将获得γ2程度的理性满足和2γ-αγ24程度的道德满足。
由于2γ-αγ24＞γ2，可知理性与道德社会均衡点E(γ2，2γ-αγ24)的理性取向坐标值2γ-αγ24大于道德取向坐标值γ2。表明决策者人群在理性与道德的二维空间里，最终达到均衡时的理性取向超越了道德取向，具体程度为-αγ24（α＜0）。简单的说，理性与道德社会的最终均衡将表现为理性与道德同时存在，但理性成分大于道德成分。
定理四：理性与道德社会达到均衡时，道德水平恒定，理性超出道德的水平取决于α的大小，即理性与道德偏好曲线的凹形程度。α的绝对值越大，社会均衡时理性超出道德的水平越高；α的绝对值越小，社会均衡时理性与道德的水平越为接近。
理性与道德社会均衡点E(γ2，2γ-αγ24)的理性取向坐标值高于道德取向坐标值-αγ24。由于α＜0，因此，-αγ24为正。文中可知，γ代表理性与道德社会中选择次数的多少。由于假定社会规模不变，即γ恒定，理性与道德社会达到均衡时的道德水平γ2保持不变。而理性水平2γ-αγ24以及理性高于道德水平-αγ24的大小由α决定，即理性与道德偏好曲线的凹形程度。当α的绝对值越大，理性与道德偏好曲线凹形越明显，则社会均衡时理性超出道德的水平越高；反之，理性与道德偏好曲线越平坦，则社会均衡时理性与道德的水平越为接近。
四、小结与启示
完全理性社会、完全道德社会、理性与道德社会均存在各自的均衡。完全理性社会均衡与完全道德社会均衡通常处在人们具有单一、原始的社会需求下才可达成，抑或通过宗教、信仰、文化或行政手段等辅助完成。而理性与道德社会由于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则将分别从理性或道德的价值取向基础向均衡点自动趋近。
现实社会中，人们在理性与道德偏好下的选择安排决定了社会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文中考虑的具有道德与理性偏好的理性与道德社会中，人们通常会基于个人的道德与理性偏好做出使其满足最大的决策，由此而达到的社会均衡将同时具有理性取向与道德取向。如若社会规模不变，则均衡时达到的道德水平恒定。而理性水平超越了道德水平，超越的程度取决于理性与道德偏好曲线的凹形程度α。α的绝对值越大，理性与道德偏好曲线凹形越明显，均衡到达时理性超越道德的实现程度越明显；反之，理性与道德偏好曲线越平坦，均衡点到达时理性与道德实现程度越接近。抑或可以说，理性与道德社会下，决策者的二次理性行为特征越突出，则到达均衡时的理性水平超越道德水平越明显，社会的有限理性实现程度越高，社会的最终满足程度越大。
本文基于人类二次理性的行为模式猜想发现了有限理性实现程度的某些迹象与规律。而这些迹象在社会现实中也同样有迹可循。根据经验总结，中国向来是一个崇尚美德的国家。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不断发展经济建设，追求物质水平提高，而一些传统的美德正在逝去：不良的商家涌现，腐败问题严重等等。图二中N点是否可以代表中国现在所处的理性与道德偏好现状？而从N点至E点的运动趋势是否预测了中国未来的走向？与此同时，美国这个崇尚自由与理性的国度对慈善等行为的提倡是否能够作为鼓励二次理性行为模式的手段来增加社会最终满足程度？这些猜测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将可能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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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谢 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