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概念的哲学辨析
[摘要]在对知识经济概念的界定中，知识经济与知识、高科技产业与经济形态存在较为复杂的内在关系，同时在把知识简单纳入经济分析的过程中，也会存在相应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问题。知识经济是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相联系的，不能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论地位；知识经济并不能简单化为高科技产业，更不与传统产业相对立；从社会的历史维度看，知识经济是一种在本质上有别于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的人类社会的新形态和新的发展阶段；在把知识纳入经济分析的过程中，必须实现真正的动态分析，并非简单地在静态范式内引入动态变量。
[关键词]知识经济；知识；高科技产业；经济学分析
[作者简介]陈志生，河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河南开封，475001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7)02—0021—05
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和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早在1912年，德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就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资本和劳动力，而是创新，其中创新的关键就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使用。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世界性的新技术革命(信息革命)的兴起，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观念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预示着人类正在跨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为了清晰揭示这一全新时代的本质和特点，学术界先后提出了各种观点和理论。
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发表了《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详细分析了知识和信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根据美国战后的社会生产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提出了“知识产业”的概念。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指导革新与变革。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两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和约翰·奈斯比特分别提出了“后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概念，他们认为随着西方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社会的主宰力量将由金钱转向知识，知识将是经济社会的驱动力，信息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生产要素不是资本，而是信息知识，价值的增长不再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1983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提出“新经济增长理论”，他认为知识是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它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这标志着知识经济在理论上的初步形成。1990年，托夫勒在《力量转移》一书中，首次运用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一表述。1993年，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指出，我们正进入知识社会，知识的生产率将日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家公司参与竞争的决定性因素。
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正式使用了“知识经济”(Knowledge Based Economy)这一新概念，所谓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但是，这一定义比较宽泛，有含糊不清的地方，因而为了明确知识经济的内涵，在国内外又流行着几十种关于知识经济的理解。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存在的问题不少。在所有的问题中，以下几个问题是比较关键的。
一、如何理解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在经合组织的报告里面，知识经济也就是指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这是引起争议最大的地方。人类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这在研究知识经济的学者中已成为共识。不论是农业经济还是工业经济，以及现在的新经济，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这可以说是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本质特征。但这样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解，显然不符合经合组织报告的意旨。对于一种陷入停滞状态的经济，指出它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真正重要的是要研究这种经济如何才能走出停滞不前的状态。这就引出了另外一种理解。
另外一种理解，也就是所谓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指经济的增长与社会的发展是以知识为基础的，这符合经合组织报告的意旨。在报告的多个地方，作者们都是这样解释的，例如在报告的引言部分，他们指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个术语的出现，表现了人们对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有了更充分的认识。知识，作为蕴涵在人(又称人力资本)和技术中的重要成分，向来都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但是，只是到了最近几年，正如知识的重要性在增长一样，人们对知识重要性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把知识作为经济长期增长与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这一点也是有着理论上的根据的，不过，单就这一理解来说，把知识经济等同于高科技经济以及把知识经济视为一个新的经济时代的提法是不能成立的。
二、如何理解知识经济与高科技产业的关系?
人们公认，知识经济的代表形态是美国的新经济，美国人自己也是直接谈论新经济，而很少说他们的经济是知识经济。美国的新经济是以计算机及相关产业为核心的信息通信产业即人们常说的IT产业为主导的，这就形成了如下一种观点，即知识经济就是指高科技及其产业化，具体说来就是IT产业。这种观念在国内特别流行，因而是很多人就怀疑在中国发展知识经济的必要性。在一个主要致力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国家来说，有什么必要发展知识经济呢。同时，人们也不无担忧，在一个传统的工农业生产居支配地位的经济里面，制造那么几块知识经济的“飞地”恐怕是弊大于利的，考虑到人们对那些多如牛毛的网络公司意在圈钱的指责，这种担忧不无道理。
不能否认，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是以知识的创新及其产品化、产业化为基础的。在很多时候，一个好的创意、一个好的构想，常常意味着一种新产品的出现、一个新公司的崛起，获得巨大的利润。与此同时，却又不需要新的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或者这种投入是如此之小以至同其巨大的产出不成比例。此时，仅仅用有形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确实不能说明产出何以会有那么巨大的增加，归根到底，这来自知识的力量。对经合组织成员国经济的分析表明，这些国家的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在诸如计算机、电子和航空航天等高科技产业中，产出和就业的增加都是最快的。在过去十年中，经合组织成员国的高科技产品在制造业产品中的份额和出口的份额都翻了一番多，达到20％～25％。应该承认，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中，知识的贡献一般是最多的、最大的。但既然如此，也就应该承认还有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这么多、这么大的产业的存在，例如传统的工农业生产部门，但不论知识对具体产业部门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多大的不同，例如是90％还是10％，这都只是数量上的不同，绝不意味着本质的差别。在具有共同的本质——经济增长以知识创
新为基础这一点上，高科技产业和传统产业是一样的。因此，知识经济和高科技产业以及知识经济和传统产业的关系都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因而是高科技产业和传统产业之间是具体产业之间的关系，国内发展知识经济的议论主要是从这一角度进行的。
在更为具体的意义上，把知识经济等同于IT产业，是更加不妥当的。高科技是一个集合概念，是包括信息科学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海洋工程技术、空间科学技术以及环保科技等在内的集合。现在，由于人们在基因测序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建立在生物工程技术基础上的新的产业已经是呼之欲出了，人们正在议论生物经济时代的来临。可以预计，生物经济的发展壮大对于全部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和现在的信息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样大，或者更大。因此，生物经济和信息经济在未来全部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会出现此长彼消的情况。如果把现在的信息经济等同于知识经济，那么，随着上述情况的出现，不也就意味着知识经济会走向衰微和过时吗?既然如此，又何必谈什么知识经济呢?它是什么就是什么，生物经济就是生物经济，就像信息经济就是信息经济一样，不是更好吗?完全不必要像一些多事的理论家那样故弄玄虚。按照这种以主导产业来划分经济性质的思维逻辑，那么，随着其他高科技的成熟及其产业化，也还会出现新材料经济、新能源经济、海洋经济、空间经济以及环保经济等等诸如此类的经济形态，这种思路是可以成立的。但问题在于，人类经济性质不断演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是上述逻辑不能回答的。可以用某一具体的高科技的成熟及其产业化来说明这种高科技经济的产生，但它只能说明自身而不能说明其他。在共同的本质上，这是基于知识创新基础上的技术创新所导致的经济创新。这是知识经济的本质含义也是经合组织报告的理论意旨。
因此，把知识经济等同于高科技产业是不妥当的，把知识经济和传统产业对立起来更是不妥当的。不论是高科技产业还是传统产业，都存在一个运用知识经济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研究的问题，都存在一个以知识经济为指导来加以发展的问题。
三、能否认为知识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是一个全新的经济时代?
国内的知识经济热在很大程度上是新闻媒体炒出来的。经过新闻媒体的大肆炒作，一般人们在提到知识经济时常有一种新鲜刺激的感觉，神乎其神，甚至是玄而又玄。最初，国内是从美国新经济的兴起来了解知识经济的，而美国的新经济，是以计算机及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为标志的。因此，一开始人们是根据信息经济这一具体的产业来认识知识经济的，这种认识显然没有轰动效应。经过八十代对于丹尼尔·贝尔、约翰·奈斯比特、阿尔温·托夫勒等人著述的宣传与研究，中国人对于信息经济的提法并不陌生。所以，新闻媒体迅速从上述理解游移开来，抓住知识经济的另外一种理解大肆炒作。这另外一种理解在上述那些未来学家、社会学家的著述里已经提了出来，在国外研究知识经济的早期文章和著作里也有这种提法，但经过认真的、深入的、严肃的科学探讨，国外学者已经放弃了这种理解。这种给知识经济热泼冷水的研究文献是在较晚时候翻译过来的，因而已经很难给知识经济热降温了，而且在那些被新闻媒体炒作出来的知识经济热热昏了头的人们中间，是很少有人能够去理会这些文献的，因为很显然，这是需要一颗冷静清醒的头脑的。再者，知道这些文献又怎么样?在任何时候，不合时宜的作为总是不受欢迎、令人生厌的。
所以，国内对于知识经济的宣传与研究，一开始就把调子定得很高，以至拔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所谓知识经济，并不是一种新的经济类型或经济产业，就像技术经济或信息经济那样，而是人类社会历史中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或新的发展阶段，即知识经济社会或知识经济时代。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以知识为标志的新形态或新时代，这一时代将在本质上有别于人类所经历的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第三个崭新的经济时代。因此，如何面对这样一个新的知识经济时代以及可能出现的全方位的挑战，就成为无数的文章和著作关注的严肃课题。
把知识经济拔高到时代的高度来认识，这固然激起了人们奇丽无比的想象，令人神往。但看看中国的现实，却又让人很是泄气，怎么也兴奋不起来。按照一个崭新的经济时代的高标准来衡量，中国离知识经济社会真是太遥远了。一来中国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尚未完成，遑论知识经济?二是中国的知识经济萌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说起来真让人难为情。因为知识经济萌芽生长于工业经济，所以，中国既然有工业经济，当然也就会有知识经济的萌芽冒出来。但是，和在欧美等国发达的工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知识经济的萌芽相比，中国知识经济的萌芽该是多么地细微渺小，怎么好意思去提它?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既要发展传统经济，又要发展知识经济，挑战无疑是严峻的。如果只顾发展传统经济而忽视知识经济，就有可能丧失难得的历史机遇。德国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英法两国，仅次于美国。应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绝不可能解释这一事实。因为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所注重的只是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这三种投入，随着这三种投入的增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就会发生作用，所以经济增长的速度只能逐渐放慢，以致最终停滞，绝不可能出现跳跃式的增长。如果运用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分析德国经济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可以预计，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会在80％左右，这应该是现在人们所说的知识经济的特点。历史事实也表明，德国经济在这一时期跳跃式的增长是以当时德国的科技革命为基础的。当时，德国在电气技术、钢铁技术以及化学工艺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革命性突破。例如，1866年，西门子研制成功第一台自激式发电机；1878年，他又发明了电动机。1856年和1877年，贝塞玫和托马斯分别发明新的炼钢法。1864年，马丁发明生铁合金法。自19世纪中期以后，德国在有机化学研究中不断取得突破，几乎垄断了所有化学方面的重要发明，等等。正是这些科技革命的成果及其产业化带来了当时德国经济的跳跃式增长。根据现在人们对于知识经济的研究，说那时的德国经济也是知识经济，是绝不为过的。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那种把知识经济视为工业经济之后才出现的一个崭新的经济时代的提法是无论如何不能自圆其说的。
当然，知识经济对于中国人毕竟是舶来品。由于语言、文化及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我们确实很难及时准确地了解国外知识经济研究的成果，更何况国外知识经济的研究也还只是刚刚起步。更直接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在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总是在10％～30％之间徘徊。近几年来，由于通货紧缩局面的出现，国家开始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刺激总体经济的增长。但在这样做时，基本上忽视了凯恩斯理论的如下缺陷，即它所关注的是经济数量的扩张而不
是质量的提升。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虽然总体经济仍在增长，但整个经济的质量水平未见有明显改善，因而增长乏力，增长速度趋缓，致使宏观调控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凯恩斯理论有在中国失灵的危险。“科教兴国”治国方略的提出已经很有些时日了，但相关的政策措施却总是很难落实到位，常常是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晴空霹雳，看不见一丝云彩，真不知道那雨下到了哪里。让人百感交集，不知所以。彼苍天者，曷其有极!我们缺乏知识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切身体会。中国的知识经济研究既已先天发育不全，更加后天营养不调，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足为奇。
透过媒体炒作的浮躁，不能不看到，国内众多研究知识经济的文章和著作大多数都是内容重复的介绍性文字，真正有创意的却很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少有人在知识经济的基本问题上多下些功夫。知识的测度问题以及知识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问题是知识研究中两个比较基本的问题，运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知识的测度问题，给人以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可以肯定，知识的测度是一个超出现有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的问题。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知识很少具有私人物品的特点，而是不是私人物品，正是判断市场机制能否有效率的标准之一。因此，市场经济对于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知识经济与市场经济不具有兼容性。但很多文章和著作在涉及上述两个问题时，所关注的不是这些方面，而是如何利用市场经济实现知识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如何构造知识生产函数，这就假设了知识可以直接测度，知识的测度问题当然就取消了。还有不少文章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确定知识的价值与价格的问题，研究如何利用市场经济来发展知识经济，这就肯定了知识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这种缺乏前提性考察的研究是不彻底的、不科学的。
但是，知识经济毕竟很重要，也确实很重要。所以，浮躁过后，应该保持对知识经济研究的热情，但仅有热情还不够，更要有真情，把真正的研究深入下去。因为如何认识知识经济，直接关系到我们对现在和未来的认识，进而是影响我们国家的政策和我们民族的命运。
四、经济学如何研究知识经济?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人类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但经济学并不对此做面面俱到的研究。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经济活动在内，都以一定的认识为条件并且这种认识会影响活动的过程和结果，这种问题更多地属于一般哲学认识论而不是经济学问题。经济学在研究长期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问题时发现了知识的经济作用，因而经济学是从投入产出关系这一角度研究知识经济。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总有一部分是一般有形的投入要素所解释不了的，这就需要把知识作为一种重要的投入纳入经济分析。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关于知识经济的新东西是直到现在他们才开始把它结合进他们的分析框架，不是把它作为不受影响的外生变量，而是作为一个主要的内生变量，以解释长期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为什么直到现在经济学家们才想到要把知识纳入他们的分析框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一个常见的说法就是直到现在知识才显示出对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而在过去的时代，知识的经济作用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例如，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是在二战以后才开始大幅上升。这种观点似是而非，听起来很像那么回事，其实不然。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远的不说，至少从工业革命以来，根源于知识创新最终带动经济跳跃式增长的事例并不鲜见。如果将考察的时期压缩得足够短，那么，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左右的情况也很有那么几次。历史事实绝不是经济学可以忽略对知识作经济分析的恰当托辞。
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的历史是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开始的，从此边际分析方法和均衡分析方法进入了西方经济学并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的两种基本分析工具，由此数学分析方法进入了西方经济学。为了在生产理论中运用数学方法建立生产函数，一个必要的前提是必须假设技术水平不变，这就把知识排除出了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西方经济学众多的前提假设条件中，技术水平不变的假设是一个基本的假设。但它的性质很特殊，即它不是主动作出的假设，更不是随意作出的假设，而是必须作出的假设，是完全被动作出的。一般情况下，根据对客观事实的分析考察，就会归纳概括出一些假设条件，以此为基础，通过逻辑演绎的方式来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至于逻辑演绎方法，只是连接假设条件与结论的中间环节，它不应该妨碍假设条件的提出，更不应该影响结论的作出。否则，就要考虑使用其他形式的逻辑演绎方法。每种逻辑演绎方法都具有自身的性质和特点，这常常会给理论带来某些隐含的假设条件，这种隐含的假设条件常常会对那些明确作出的假设条件施加某些特殊的限制，使之具有一些特殊的性质，但原则上，这并不能改变那些明确作出的假设条件的本质，更不能决定那些明确作出的假设条件的取舍。如果一种逻辑演绎方法因为其自身特殊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人们只能这样假设而不能那样假设，这就否定了假设演绎方法，取消了真正科学的研究。运用这种在某一门学科中带有强制性因而对其前提假设施加了极大限制的逻辑演绎方法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东西，是一个乌托邦工程。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具有真理性。这当然是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问题。这就难怪有那么多的西方经济学家津津乐道于所谓的理论的客观性而对理论的真理性讳莫如深了。
在科学研究中，假设条件的作出可以受事物发展程度的限制，可以受人们所掌握的事实的限制，也可以受对事实的分析考察水平的限制——这些限制不仅是经常的，而且是一种必然，但是，绝不应该受所采用的逻辑演绎方法的限制。在自然科学中，自伽利略和牛顿以来，以数学方法为主要分析工具的假设演绎方法一直是卓有成效的，也因此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即只有能够运用数学方法的学科才是真正的科学，至少在形式上是真正科学的。自那时以来，人文社会科学开始纷纷以自然科学为范例来展开研究，经济学则是捷足先登。在边际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成功地在经济学中运用了以数学方法的运用为特征的假设演绎方法，使西方经济学家完全有理由宣称他们已把经济学建设成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精密科学了。虽然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在凯恩斯经济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综合派因为其假设条件过于苟刻而经常受到人们的批评，但同样的批评也完全适用于自然科学。例如，谁触摸过绝对刚体，谁又呼吸过绝对气体?况且这种批评是违背科学精神的，科学不是现象描述，也不是经验堆砌，科学总是要做出一些抽象，在理想的状态下进行研究。至少技术水平不变的假设，也让人们不满意，但在以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中，这也是一个自然的前提，用不着大惊小怪，也不存在什么矛盾。技术水平不变的假设和数学演绎方法是协调一致，相安无事地共存于资源配置的经济学中。
但是，一旦把知识纳入经济分析，矛盾就立刻暴露出来并尖锐化了。因为技术水平不变是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方法的必然要求，所以要放弃技术水平不变的假设也就意味着否定数学分析方法对于知识经济研究的适用性。这就不但使矛盾尖锐化而且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从表面上来看，这是因为把知识纳入经济分析等于直接打破了技术水平不变的假设，但如果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代替数学方法，这也就不成什么问题。现在看来，并不存在什么现成的方法可以代替数学方法以用来研究知识经济，因而就需要研究把知识纳入经济分析以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数学方法不适于研究知识经济，或者数学方法仍然适用但须以其他的方式帮助确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等。这就使知识经济的研究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毋宁说是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需要对西方经济学现有研究范式进行彻底的批判审视，拓展并深入人们对经济和经济学的认识。
通过以上对知识经济概念的哲学辨析与思考，我们认为，首先，知识经济是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相联系的，不能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论地位；其次，不能把知识经济简单化为高科技产业，更不能与传统产业相对立，无论高科技产业还是传统产业，都要在开放性的知识经济的社会框架内实现不断的变革；再次，不能把知识经济理解为一种新的经济类型或经济产业，而应从社会的历史维度看到这是一种在本质上(而非时间上)有别于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的人类社会的新形态和新的发展阶段；最后，在把知识纳入经济分析的过程中，一定要看到传统经济学数量分析的局限性，这已经不是一个经济学内部技术性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必须实现真正的动态分析(并非简单地在静态范式内引入动态变量)，由此要求我们必须突破现有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拓展并深化对经济和经济学的认识。
[责任编辑：张成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