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鼎苍穹：共和国航天纪实
七十几种发动机方案
（接上期）“东风”2号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已经基本上掌握独立研制导弹的技术，也标志着1957年制订的十二年规划的提前完成。当时，需要制订一个新的导弹长远发展规划。五院党委决定由钱学森主持完成这一工作。
钱学森首先组织有关专家开展讨论，形成并提出了《我国地地导弹发展途径的意见》。在此基础上，五院又发动了三千多人参加规划方案讨论，最后形成了著名的“八年四弹规划”。按照这一规划，从1964年到1972年8年间，中国计划先后研制出四种不同射程的地地导弹，即近程导弹、中程导弹、中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
继“东风”2号液体地地导弹研制成功之后，1965年3月，中央专委正式批准并下达了研制“东风”3号液体中程地地导弹的任务。中程导弹的研制工作进展比较顺利，也比较迅速，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首批遥测弹的试制。
如果说，近程导弹的研制，在技术上强调了对苏联P2导弹的继承的话，那么，中程导弹的研制则是一次质的飞跃。
和中近程导弹一样，中程导弹的发动机仍然由任新民领导的第三设计部研制，任新民担任总设计师。
还在研制“东风”2号的时候，就碰到过发动机试车时总被烧坏的问题，钱学森曾提出是不是燃烧不稳定问题，后经多次测试，排除了这个疑问。但种种迹象表明，“东风”3号中程导弹又遇到了这个老问题。
大家开始寻找原因，思考办法。有人提出是不是两种燃料进入燃烧室的先后时间上有问题，因而提议先从调整两种燃料进入燃烧室的时间上入手，可试验结果不管用。
任新民带领着他的手下提出七十几种方案，一个原因一个原因地找，一个方案一个方案地试，他们已记不清试了多少次，失败了多少次。每个星期都要在2号试车台试五六次发动机，有时是一天连着试两个发动机，这个烧了接着试那个。
大量的燃烧不稳定现象的出现是在1964年2月至1965年6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任新民他们一直在试那七十几种方案，一直不顺利，有的试十几秒，有的则是上来一试就烧了。任新民鼓励大家要坚持下去，不要灰心。
鉴于发动机在导弹研制中的重要性，每次试车的时候，五院院长王秉璋都亲自到试验站观察，如果有事没有到场，第二天早晨也一定给任新民打电话，询问头一天试验情况。有一天，并没有试车，但第二天早晨王秉璋仍给任新民打来了电话。王院长先是询问了一下最近试验有何进展，然后很突然地在电话中告诉任新民：“聂老总让我转告你，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快成功的时候。”
任新民很感动，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刻，聂帅雪中送炭，给了他信任、支持和温暖。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聂荣臻这句话有着特定的背景。
发动机试车总是失败，特别是燃烧不稳定问题很长时间没有突破性进展，有一部分留学苏联的技术人员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比较严重，联名向中央写信，说任新民是在美国留过学的专家，他会不会政治上有什么问题。说穿了，就是怀疑任新民会不会是特务？会不会是他故意不想把发动机搞成功？
信送到了中央一位领导人手上，此后，每次试车，现场都多了几个人，是政治部、保卫部的人。但任新民并没有多想，只是简单地以为是组织上重视发动机问题，并不知道这几个人实际上是来监督试车工作的。
开始，聂荣臻也不知道内情。但他知道后立即给王秉璋打电话，让他向任新民致意说，只要不气馁，奋斗下去就是成功。
正像聂荣臻元帅预言的那样，任新民他们终于成功了。他们在燃烧室里采取了特殊的措施，最终克服了燃烧不稳定问题。
这是“东风”3号中程导弹发动机关键性的突破。这个问题解决之后，紧接着四机并联顺利通过试车，发动机很快就过关了。
1966年12月7日，“东风”3号中程地地导弹终于出厂，被运往西北导弹试验基地进行飞行试验。任新民作为试验队队长，亲自率队出征。
1966年12月26日，第一枚“东风”3号中程导弹按时发射，进行飞行试验。之所以在12月26日这一天发射，是因为这一天是毛主席的生日，要向毛主席献礼。导弹的整个飞行过程很好，但到了发动机快要关机的时候，发动机最下面的喷管撕裂，推力突然下降。好在是发生在快要关机的前几秒钟，所以飞行试验虽然成功了，但不能算圆满成功。
1967年1月12日，第二枚中程导弹再次进行飞行试验，结果和第一枚一样，发动机在关机前几秒钟突然推力下降，弹头未能落入预定落区。
第一、第二枚的飞行试验表明，中程导弹飞行稳定，各系统工作协调，总体方案合理可行，但也存在需要改进的问题。“如果打甲地，弹头却落到了乙地。这样的导弹不是害人弹么！”任新民对试验结果很不满意，提出来要采取改进措施，使之完全达标。
回到北京后，任新民他们对中程导弹进行了改进。1967年5月，改进后的第三枚中程导弹进行飞行试验，结果十分圆满。然而，在6月份进行第四枚试验时，又重现了第一、第二枚的毛病。任新民决定到落区寻找残骸，希望通过残骸实物找到推力下降的原因。
搜寻小组由六名科技人员和四十多名西北导弹试验基地的战士组成，任新民担任总指挥。他们乘飞机从试验基地出发，越过浩瀚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来到落区附近，先在7号兵站设立了临时指挥所，然后兵分三路沿着弹道方向，朝着沙漠深处的导弹残骸散落区徒步搜索前进。
任新民本想直接去参加搜索，但大家从他的身体考虑，坚持将他留在了指挥所。其实，指挥所的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等待中，任新民披着军大衣，着急地踱来踱去，累了就靠在椅子上睡一会儿，听着外面风沙的呼啸，担心着队员们的安危。
搜索队艰难地前进着，时间也一天一天地过去。第四天，太阳快要从大漠深处沉落的时候，一位战士发现了一片茶杯盖大小的黑色金属残片。经发动机主任设计师马作新鉴别，确认是发动机的残片。大家立刻欢呼起来。
“快给任副院长发报，告诉他，我们发现了发动机的残片。”马作新迫不及待地说。
收到电报后，任新民再也坐不住了。第二天一大早，就在两个战士的陪同下，拄着一根树棍，朝十几里外的落点走去。
第三天的收获很大，搜索队找到了许多发动机零组件残片，活门、自动器、涡轮泵壳、燃烧室都陆续被找到了。任新民赶到现场后，立即和在场的科技人员进行了初步分析讨论，然后把残骸带回指挥所，进一步分析研究。
通过对残骸的研究，任新民他们确认发动机推力突然下降，是由于燃烧室内壁撕裂所致，而内壁之所以撕裂，是因为燃烧室集合器上铅焊有问题。
原因找到后，采取了针对性措施，中程导弹飞行试验终于取得了圆满成功。
为了“东方红”卫星
1964年夏天，中央专委和总参谋部提出了尽快研制中远程地地导弹的要求。
1965年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中远程地地导弹的研制任务，七机部决定由任新民主持这项研制工作。
中远程地地导弹一开始只是作为武器来研制的，后来才逐渐明确，它将作为“长征”1号运载火箭的一、二级，承担发射“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的任务。
在中远程地地导弹的研制过程中，需要解决许多新的技术问题。就液体火箭发动机来讲，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二级发动机的高空点火问题。这个问题，是由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的一个年轻人主持完成的，这个年轻人叫张贵田。
张贵田是留苏的学生，在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专门学习过液体火箭发动机技术。他是国家在上世纪50年代从中学生中选拔出来的为数不多的优秀学生，直接送往苏联学习的。五年半的留学生涯结束后，他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结识了任新民，深得这位资深火箭发动机专家的赏识。中远程地地导弹，也可以说是与“长征”1号火箭同时开始研制的，年纪轻轻的张贵田担任了发动机副主任设计师，主持研制二级火箭发动机。
1969年8月27日，第一枚供预期飞行试验用的中远程两级导弹，竖立在西北导弹试验基地55米高的发射架上。这是中国首次进行中远程导弹短射程方案性试验，也是一次极为重要的试验。
9月初，火箭开始通电，进行垂直测试。问题很快出现了：出厂前测试的时候还好好的陀螺仪突然“失明了”，乱了套。查来查去，查了二十多天也没有查出毛病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只好报告北京，请求解决办法。
9月26日深夜，钱学森专程赶到试验基地现场。
钱学森仔细观看了在真空箱中复现故障的试验。看着看着，他突然笑了起来：“嘿！同志们，是没有憋住气呢！”原来，火箭试车后，在加强仪表刚度时，设计人员不小心，顺手把系统出口处的“定压活门”给撤掉了。火箭来到海拔较高的发射场后，由于外界气压低，陀螺仪未节流，一下子便乱了套。
陀螺仪的问题解决后，飞行试验的准备工作继续进行。
周恩来极为重视这次飞行试验，在临近发射的前一天，也就是1969年11月15日，专门派专机把任新民和几位主要设计人员从基地发射场接回北京听取情况汇报，详细询问了发射场的有关情况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周恩来重视这次试验，一方面是因为这次发射试验是发射“东方红”1号卫星计划的重要一环，直接关系到该计划的成败；另一方面则是出于这次飞行试验的安全考虑。这枚导弹的射程较远，如果从西北导弹试验基地按照正常弹道发射，就会落在苏联境内，因而才采取了短射程方案进行试验。按照这种方案，在一切正常的情况下，导弹不会飞出国境。而且火箭上装有超程式控制器，一旦火箭超程飞行，不按规定时间关机而有可能出境时，控制器就会发出信号，使火箭在空中自毁。即使火箭发生故障，控制器不能正常工作时，地面安全指挥人员也可以发出指令将火箭炸毁。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历来以作风细腻办事周密著称的周总理反复叮咛道：“这次发射不同寻常，以往我们的试验不论成功或是失败，都是在自己境内搞的。而这一次射程较远，必须控制住，一定不能让导弹飞到国外去。”
11月16日下午6时，中远程导弹准时点火起飞。在现场的钱学森、任新民等人都清楚地看到，靶场的西南方向有一团绽开的白色云朵，四周围的云彩都在翻涌。这是第一次发射二级导弹，包括钱学森在内，谁也没有真正看见过一级和二级在空中分离时的状态，因而把那一朵绽开的白色云朵误以为是二级分离。钱学森兴奋地指着那朵白云说：“看见了吧，这就是二级分离！”靶场上一片欢腾，大家都以为发射试验获得了成功。
然而，非正式参加试验的“154系统”显示的结果却正相反。“154系统”一期工程本来是专为中远程导弹试验而研制的，但由于临近试验时有些设备还没有完全调试好，因而决定非正式参加这次试验，只准跟踪一下，不准发任何指令。虽然试验的指挥、调度程序中根本就没有“154”的份，但“154系统”的调试、操作人员们却和正式的一样参加了试验。
导弹飞行到十几秒时，“154系统”就跟踪上了目标，图板上绘出的实际曲线紧紧靠近理论飞行曲线，这说明火箭飞行正常，“154”的工作状态良好。然而，接下来却出现了异常：在火箭一级关机点附近，速度曲线不再上升，落点预示板上的笔停留在原地抖动。
技术人员何荣成赶紧指着图板向坐在旁边的航测处潘培泰科长说：“你看，落点已经不动，导弹可能出故障了，要不要向指挥所报告？”
“我们不是正式参试单位，不能从调度里报告。”说着，潘培泰抓起另外一部电话，向基地一位参谋报告了他们发现的异常情况：“有一个情况好像不太正常，我们发现落点显示不动了，是不是出了问题？”
“火箭不是还在天上飞吗，怎么不动了？”对方没有重视他们这个非正式参试单位的发现，也没有详细询问。
试验一结束，疑虑重重的何荣成就给在发射阵地参加任务的一位老同学打电话：“怎么样，任务完成得如何？”
“任务已顺利完成，现在各单位敲锣打鼓的队伍正向发射阵地走来，看样子是要在这里开庆祝会。”
钱学森和李福泽回到基地机关后，立即向落区测量站询问情况。落区参谋长报告说：“到现在，全站没有一个人发现目标。”
问题严重了。李福泽的脸色顿时变得有些发紫。在以往，只要弹头一进入落区上空，凭肉眼就能立即发现目标。弹头一着地，炸起一大片沙尘，形成一个烟柱体，通过设备一看烟柱起来，经过数据一交汇马上就可以算出导弹落点的位置。而今天，40分钟过去了，竟没有一个人发现目标。
导弹到底飞到哪里去了呢？从司令员李福泽到下边的工作人员都十分紧张。不外乎三种可能：飞偏到什么地方，中途掉下来，超程打到了苏联境内。大家自然最担心打到苏联境内。此时，“珍宝岛事件”刚发生不久，中苏关系非常紧张，如果真是打到了苏联境内，轻则是外交事故，重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正是周恩来总理最为担心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