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的神舟式脉动
学习和训练完成载荷专家和任务专家的使命，这是我国载人航天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在美国和苏联也一样，所有担任指令/飞行专家的航天员，飞行背景都是必要条件，对女航天员也不例外。曾担任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指令长的女航天员科林斯，就是一位相当资深的T-38教练机飞行教官，还有着试飞员的从业经历。值得关注的是，在美国众多女航天员中，更多的都是有着著名高校研究背景的专家，其中博士占了相当比重，这反映出载人航天任务中科研试验大量增加的现实。
成为航天员也未必都需要先入伍成为军人或者飞行员，现阶段我国从现役军用飞机飞行员中选拔航天员，主要是为了提高选拔成功率和训练效果。从航天强国的实践来看，航天员的需求大门，也将逐渐向非军事机构和个人敞开。美国NASA就面向公众定期举行航天员征募活动，征募标准一般只设定基本健康条件，但对教育背景要求较高，应征者需要有著名高校工程、生物科学、物理或数学等学科本科以上学历，且毕业后从事过3年以上相关专业的工作。入选者将进入NASA接受培训，合格后在载人航天任务中担任载荷专家或任务专家。实际上，最终被选入NASA受训成为航天员的人，大多数都是拥有博士学位的资深学者。
“神舟”九号引发广泛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实现了中国首次载人交会对接。《福布斯》网站这样报道：“中国，一个有着4500多年有记录历史的国度，为世界贡献了火药、造纸、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甚至还有地动仪；现在，中国的壮举中又增添了新的一项——成为第三个实现在轨载人交会对接的国家。”
航天器交会对接技术，是空间探索的里程碑技术，也是建造空间驻留航天器乃至飞向地外行星的必备技术。“神舟”九号顺利地完成了自主对接和手动对接，全面检验了中国航天器空间对接技术的可靠性。自主对接中，“神舟”九号花费了两个小时接近“天宫”一号，仅用了不到8分钟就完成了自主交会对接。
回头看看历史，当年美苏两国在对接实践中都曾遭遇不小的挫折：1966年3月16日，美国“双子座”8号飞船与“阿金纳”目标飞行器进行首次载人自主交会对接，对接后不久，指令长阿姆斯特朗就发现组合体进入滚转且无法控制，被迫分离，并操纵近乎失控的“双子座”8号紧急返航。1968年10月，苏联航天员别列格沃伊驾驶“联盟”3号飞船，尝试用手动方式与“联盟”2号对接，两艘飞船从200米一度接近到0.3米，但由于机动所需燃料不足，被迫放弃任务。
中国的航天计划如今正在快速前进。“天宫”一号可能在2013年完成历史使命，其任务将由后续的“天宫”二号和三号代替。其中“天宫”三号有望于2020年建成，可能成为中国未来空间站的核心部分。“神舟”九号升空之后，一位财经类媒体的朋友和笔者谈起此事时，问了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中国这么多年投资航天工程的资金有多少？在经济效益上讲是否划得来？乍看之下，答案似乎并不复杂，但要想具备足够的说服力，却也绝非易事。
实际上，即使按西方航天大国的标准评判，中国的航天计划也堪称是世界各国中以较小的投资赢得显著成绩的典范。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005年度报告估算，从1995到2004年间，中国对“神舟”计划的投资总额为二十多亿美元，“神舟”六号任务耗资仅约1.1亿美元。《新加坡联合早报》也认为，20年来中国投资航天工程的资金大概为350亿人民币（编者：2012年6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布数字，自1992年到明年完成“神舟”十号的任务，中国总计投资390亿元）。尽管这些数字的准确性存在争议，但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相比之下，美国“奋进”号航天飞机的造价为17亿美元，每次航天飞机任务的平均成本为4.5亿美元，连美国人都称赞中国的“神舟”计划费用之低“令人惊讶”。
西方估计中国现在每年花费在载人航天方面的资金大约为25亿美元，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超过0.5%，即使维持这一比例不变，随着中国GDP的快速增长，中国航天计划所获得的投资也会逐渐递增。
如何看待航天技术的投资与回报？美国已经做过的研究也许可以答疑解惑。技术进步对国民经济的增长率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一个已经被广泛接受的研究结论是，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长期增长中，有大约90%是来自于技术变革、教育水平提升和其他非直接增加劳动和资本投入等因素。美国中西部研究学会（MRI）的研究表明，在技术研发上每投入1美元，就能在18年内获得7美元以上的回报。据此推测，NASA从1959到1969年花费在太空技术研发方面的250亿美元（1958年币值），能在1970年获得520亿美元的回报，其回报激励作用将一直持续到1987年，总回报规模大约为1 810亿美元。
大通计量经济学研究所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也很有启示意义，他们利用马里兰州大学建立的投入–产出模型，来分析NASA研发投资对于短期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如果1974年联邦政府从其他非国防项目开支中转移10亿美元到NASA，就能在联邦总预算规模不变的条件下，使1975年的制造业产值增加0.1个百分点，大约为1 530亿美元（1971年币值），制造业就业机会也能增加2万个。研究还发现，航天研发投资对国民生产总值的长期影响也十分显著，经过测算，NASA在1960～1974年间研发投资的年均回报率为43%。
洛克韦尔国际集团航天分部的研究同样具有说服力。他们发现，仅NASA的航天飞机计划，就创造了2.8的就业因数，换句话说，航天飞机计划在加州直接雇用的95 300人，能够带动266 000个就业机会。
据统计，美国先后已有1 300项空间技术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除了地球人都知道的卫星电视、卫星电话、纸尿裤和冻干方便食品，航天技术还有太多的衍生产品并不广为人知，仅列举一下医疗方面的例子，就足以令人吃惊。今天医疗上广泛使用的计算机X射线分层照影扫描仪和磁共振成像技术，应归功于当年“阿波罗”计划中为研究月面开发的计算机图像增强技术；肾病透析设备则要拜NASA的化学实验成果所赐；而胰岛素泵的技术源泉，则可以追溯到“海盗”号火星探测器的元器件。NASA为人造卫星开发的电路技术，后来被应用到了程控心脏起搏器上；而每位孕妇在接受胎心监护服务时，也不应忘记，这种技术最初是NASA用来测量机翼表面气流变化的。为许多儿童治疗脑瘤的手术探针技术，则是为在航天飞机上进行植物生长试验开发的特种照明技术的衍生物。今天，每个森林消防观察员都可以用手持红外摄像机寻找密林中的高温起火点，它最初可是用来观测航天飞机的灼热尾焰的。
如果把中国的航天计划曲解为面子工程，那的确有些短视和荒诞，似乎没有哪个国家需要如此大的面子。就像政府对于其他高技术领域的投资一样，航天是对中国未来长期发展潜力的投资，这种收益，是会逐渐而又显著地释放的。亚当·斯密说，“经济学就是研究国家财富的本质和成因”，那么航天科技可能是国家远期财富增长最为有效的驱动力之一。再通俗一点儿，也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想要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刺激国民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那么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发射飞船，而不是直接投资扩大生产。
责任编辑：京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