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书》类文献文本组合的三种形态
摘 要： 清华简《书》类文献是战国时期楚地《书》文本汇编。《书》在先秦时期流传过程中呈现出多种文本组合形态。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尹至》《尹诰》等三篇的编联是“以类相合”的“类合型”组合形态;清华简《傅说之命》上、中、下三篇是“以人聚合”的“聚合型”组合形态;清华简《金縢》是“以事缀合”的“缀合型”组合形态，来源于三篇原始《书》类文献的重新缀合拼接。“以三为数”是以上三种文本组合形态的共同特征，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文本组合的惯用之数。从“类合”“聚合”到“缀合”的文本组合方式揭示了先秦古文献编辑整理的演进过程和客观规律，即通过对文本的重新整合实现其内涵的融会贯通、主题的凝练深化和寓意的提炼升华，这是先秦“立言”与“立德”观念在文献编纂过程中的体现，也是编《书》以“昭法式”的《书》教实践。清华简《书》类文献的三种文本组合形态反映出楚地《书》的编选者具有明确的政教主旨意识，并对战国以降的文本编辑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文本形态;清华简;《书》类文献;政教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8）09-0127-07
《书》是上古时代王室政治辞令和历史档案的汇编。《书》的编辑起源于上古三代王室史官对君王言辞的记录整理。上古之《书》原无定本，在春秋时期孔子编修《书》之前，《书》的文本汇编多以《商书》《周书》《周志》等类名出现。《书》在西周之前主要存于王室，并施用于国子之教。孔子所编《书》是春秋末期流传于齐鲁一带的儒家《书》类文本汇编，《逸周书》是战国早期流传于魏国的《书》类文本汇编，清华简《书》类文献则是战国中后期流传于楚国的《书》类文本汇编，其编者应当见到过儒家《书》文本和魏国《书》文本并从中采纳了部分篇目，又增补了一些流传于楚地的《书》类文献篇目，所以清华简《书》类文献中的部分篇目亦见于今本《尚书》或《逸周书》，其他篇目则大多未见于传世文献。
目前已整理出版的清华简前七册中，有15篇文本属于《书》类文献，包括第一册的《尹至》《尹诰》《程寤》《保训》《金縢》《皇门》《祭公之顾命》，第三册的《傅说之命》《赤鹄之集汤之屋》（以下简称《赤鹄》），第五册的《厚父》《封许之命》《命训》《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尹高宗问于三寿》。清华简《书》类文献的内容多来源于《商书》和《周书》，也有个别篇章可能包含了更早的《夏书》内容。李学勤先生认为：“《尹至》《尹诰》讲商汤灭夏，按照《尚书》的体例，可以称作《商书》，称作《夏书》也不是不可以。” ① 赵平安先生也指出了清华简《厚父》蕴含的夏代历史文化 ② 。清华简《商书》类的篇章主要是关于夏末商初商汤与伊尹的君臣故事，以及武丁与傅说、彭祖等贤臣的史事，这些文本内容的原始来源当出于商代史官所记，但部分篇章显然经过后人的重新转述和编辑加工。
学界对清华简各篇文本的文体形式和文本性质已有较多讨论，对诸篇之间的组合形式和单篇文本的内部整合过程却关注不足。事实上，清华简《书》类文献各篇文本之间的编联组合形式以及文本内部的整合形式，都保留了文本在传抄过程中的编辑整理痕迹， 从中可以窥测《书》类文献在先秦时期的传播轨迹。整体来看，清华简《书》类文献中最为典型的文本组合形态主要包括三种形态：“以类成篇”的“类合型”组合形态、“以人成篇”的“聚合型”组合形态、“以事成篇”的“缀合型”组合形态，文本试对以上三种组合形态的文本组合情况略作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清华简《赤鹄》等三篇与“以类相合”的 “类合型”文本组合形态
有学者注意到清华简《尹至》《尹诰》《赤鹄》三篇的简背划痕，并且通过竹简形制和抄写风格对比发现这三篇文献原本被编联为一组。这一发现实际上揭示了清华简《书》类文献“以类相合”的“类合型”组合形态，这种组合形态的特征在于将若干篇内容性质属于同一类别的单篇文献编联为一组，在保留单篇文本完整形态和独立篇目的前提下，使若干篇文本通过外部编联的形式组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主题的关联或内容的贯通，《赤鹄》《尹至》《尹诰》三篇的编联组合是这种组合形态的典型样本。
再来具体分析《赤鹄》《尹至》《尹诰》三篇文本之间的关系。首先，这三篇都是记述伊尹与商汤的相关史事，三篇文本内容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赤鹄》主要是讲小臣（伊尹）因受到汤妻威胁而偷食赤鹄之羹，导致小臣（伊尹）被汤驱逐并受到诅咒，途中被神乌救助并投奔夏桀为其治病。《尹至》是讲伊尹从夏邦返回到亳，向汤汇报夏的情报认为灭夏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与汤盟誓起兵并与夏决战。《尹诰》是讲伊尹与汤灭夏之后，讨论如何采取措施安定民心、稳定政权。从事件发展脉络来看，以上三篇文本内容的逻辑顺序应当是：《赤鹄》→《尹至》→《尹诰》，这恰好正是学者发现的简册背后划痕的连接顺序，说明清华简的楚地编者并非无意识地将三篇文本互相编联，而是按照其文本内容和事件发生顺序有意识地将它们编联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组内容连贯、主题相通的文本组合。
但也有学者指出，《赤鹄》篇无论是离奇的情节还是叙事的语言，都与《尹至》《尹诰》迥然相异，主张将《赤鹄》视为一篇带有文学虚构性质的“小说”更为恰当 ③ ，而不应把它归于以记述史实为主的《书》类文献。关于《赤鹄》是否属于《书》类文献，学界仍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赤鹄》篇的核心内容属于先秦广为流传的“伊尹故事”，如《孟子·告子下》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又《孟子·万章上》曰：“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 ④ 从万章的提问来看，伊尹善于割烹并举用于汤的故事在战国时期已经是广为流传的“典故”。罗家湘先生认为：“‘典’本是提纲挈领式的备忘录，‘故’本是储存于记忆、流传在口头的对典的解释，典故相互配合，构成古代文明传承的重要方式。” ⑤ 作为“典故”的“伊尹故事”在保留核心事实的情况下，在流传过程中必然通过口头传述和书面转述产生形式多样的文本，这些文本虽然细节更加丰富、情节更加曲折，但其作为“典故”的内核都是相同或者相通的。“伊尹故事”作为“典故”还见于《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列子》《鬼谷子》《战国策》《楚辞》等传世文献，无论叙述形式如何变化，其核心事实基本是一致的，这些书籍引用或关注“伊尹故事”的重点都在于用“伊尹出于庖厨而助汤得天下”之事例，来说明“贤臣虽出于底层必举用于明君”的深刻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