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校释中的周代多字谥省称问题
提 要：周代天子、诸侯使用多字谥并不少见，文献记载周代同一历史人物的谥号，有时是多字谥，有时是多字谥的省称。由于对多字谥省称现象缺乏足够认识，一些学者在校释文献时，对于同一人物的不同谥号，或认定其中必有误载，或改动原作中的谥号，这种做法值得商榷。这些不同的谥号，并不能完全排除其为多字谥省称的可能。在没有更多的确切材料予以证明之前，仍需阙疑待考。
关键词：周代；多字谥；省称
周代王公的谥号，多以单字谥相称，如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等。《逸周书·谥法解》也是以单字介绍谥法。这就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只有到战国中晚期，才会出现魏惠成王、赵武灵王、秦昭襄王等多字谥的君主。其实不然，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多字谥就已经出现了。童书业曾指出：
周代谥号往往多至二三字，而文献中常简称其主要之一字，如卫武公之为“睿圣武公”，齐灵公之为“桓武灵公”是也。余如周贞定王亦称“定王”或“贞王”，考哲王亦称“考王”……又若韩桓惠王亦称“悼惠王”，“宣惠王”亦称“威侯”，秦悼武亦称“武烈王”，则或为三字谥，盖古谥法颇为错出也。《檀弓下》：“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请谥于君……君曰：‘昔者卫国凶饥，夫子为粥与国之饿者，是不亦惠乎？昔者卫国有难，夫子以其死卫寡人，不亦贞乎？夫子听卫国之政，修其班制，以与四邻交，卫国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谓夫子贞惠文子。”则古谥法三字似为常例。1
童先生推断“古谥法三字似为常例”，颇为值得重视。按卫武公（公元前853年—公元前758年在位）值两周之际，其三字谥见于《国语·楚语
上》；齐灵公（公元前581年—公元前554年在位）值春秋中期，其三字谥见于齐国青铜器叔夷钟、镈铭文。公叔文子值公元前500年前后的春秋晚期。此三人皆有多字谥号，表明多字谥并非战国才出现。
两周青铜器铭文中，多字谥亦不乏其例。李零指出，西周穆王时器《班簋》铭文云：“班非敢觅，乍（作）邵（昭）考爽益（谥）曰‘大政’。”“大政”即为双字谥。春秋中晚期《禾簋》中的“懿恭孟姬”，春秋晚期《哀成叔鼎》中的“哀成叔”，战国田齐桓公午在齐侯因齐敦铭文中称为“孝武桓公”，皆多字谥的例证。2另外叔夷钟、镈铭文末尾云：“至于世曰武灵成子子孙孙永保用享。”李家浩认为“‘武灵成’应当是叔弓的谥。”3
出土简帛文献中亦有不少多字谥。《史记·楚世家》的平王，上博简《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和清华简《系年》均作“景平王”；《史记·楚世家》的惠王，清华简《楚居》和《系年》皆作“献惠王”；《史记·楚世家》的简王，上博简《柬大王泊旱》和清华简《楚居》作“柬大王”，清华简《系年》作“简大王”；《史记·楚世家》的声王，清华简《系年》作“声桓王”；《史记·楚世家》的悼王，清华简《楚居》、《系年》作“悼折王”；《史记·晋世家》的平公，清华简《系年》作“庄平公”。清华简《系年》中楚国的封君也多为双字谥，如平夜悼武君、阳城桓定君、郎庄平君等。
以上材料表明，多字谥在周代出现很早，在各诸侯国的使用也不为鲜见。值得注意的是，传世文献所载周代同一历史人物的谥号，有时是多字谥，有时是多字谥的省称。由于对多字谥省称现象缺乏足够认识，一些学者在校释古籍时，往往对原作中的谥号做出一些误释。兹列举四例：
1、《墨子·贵义》：“子墨子南游于楚，见楚献惠王，献惠王以老辞，使穆贺见子墨子。”1
孙诒让《墨子间诂》云：
毕云：“检《史记》，楚无献惠王也，《艺文类聚》引作‘惠王’，是。又案《文选注》引本书云‘墨子献书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恐是此间脱文。”……诒让案：此文脱佚甚多。余知古《渚宫旧事》二云：“墨子至郢，献书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是寡人虽不得天下，而乐养贤人。’”……余书“献惠王”亦止作“惠王”，疑故书本作“献书惠王”，传写脱“书”、存“献”，校者又更易上下文以就之耳。2
吴毓江《墨子校注》云：
“献书惠王”与下句“惠王以老辞”九字，道藏本、吴钞本、唐本、潜本、绵眇阁本、陈本、毕本作“见楚献惠王献惠王以老辞”十一字，陆本、茅本、宝历本、李本、堂策槛本、四库本作“献惠王献惠王以老辞”九字。案陆本等无“见楚”二字者，比较近古。此文本作“献书惠王，惠王以老辞”。3
于省吾云：“孙诒让疑故书本作‘献书惠王’，是也。”王焕镳亦云：“吴、于说是，墨子于惠王仅一献书耳。”4
上述学者皆以《墨子·贵义》中的“献惠王”
为“献书惠王”的脱文。现据清华简《楚居》与《系年》，楚惠王确被称作“献惠王”，《墨子》原文无误。《楚居》：“至献惠王自媺郢徙袭为郢。”《系年》：“献惠王立十又一年，蔡昭侯申惧，自归于吴。”可见，“献惠”其实是个多字谥，楚惠王系楚献惠王的省称。
2、《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自秦以来，至秦元王不绝年。元王立二十年，平王立二十三年，惠文王立二十七年，武王立四年，昭襄王亦立五十六年，而灭周赧王，周绝于此。”5
这段关于秦国世系和年代的记载，钱培名《越绝书札记》云：“案《史记·秦本纪》，惠文以前，献公二十三年、孝公二十四年，无所谓‘元王’、‘平王’，亦并未闻秦有追尊献、孝二公为王之事，不足据。”6李步嘉《越绝书校释》、7
俞纪东《越绝书全译》8均采其说。而张仲清《越绝书校注》则指出，秦献公在《史记·索隐》引《世本》中作“元献公”，“然则此称元王者，王字固误，而称‘元’，盖自此乎？”9张氏之说颇有见地，《越绝书》中的“元王”与《世本》所载“元献公”应有联系。《吕氏春秋·当赏》：“公子连亡在魏……公子连立，是为献公。”可见，《当赏》篇中的公子连即秦献公。然而，关于秦献公的名与谥，古今学者却持有不同的看法。《吕氏春秋·当赏》高诱注：“公子连一名元。”毕沅注：“公子连即献公……《索隐》云‘名师隰’。”10梁玉绳认为“元”乃秦献公之谥，而非名。他认为：
秦诸君多失名，《吕氏春秋》称献公为公子连，高诱注一名元，非也，则献公名连，《史》何以
不书？《索隐》谓名师隰，未知所出。又《秦记·索隐》引《世本》作“元献公”，疑《史》脱“元”字，盖两字谥也。1
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赞成梁说，并推测“连或即师隰之合音”。2陈奇猷与梁玉绳、杨宽的看法不同，他认为：
献公之名，此作“连”，高注谓一名“元”，《史·索隐》谓名“师隰”。考连、元古音同隶元部，则元为连之同音假字，非公子连一名“元”也，“师隰”乃为别名耳。由此亦可知“元”亦非谥号，《索隐》：“《世本》作‘元献公’”，盖误以献公名连之异文“元”为谥耳。梁氏从《索隐》引《世本》说，失之未考。3
按：梁玉绳、杨宽的看法是正确的，“元”应是秦献公的谥号。传世文献对战国时期秦国君主的多字谥多有记载，如《史记·秦本纪》厉共公，《秦始皇本纪》作“剌龚公”；《秦本纪》的灵公，《秦始皇本纪》作“肃灵公”；《秦本纪》的孝公，《帝王世纪》作“孝襄公”；《秦本纪》的秦武王，《秦始皇本纪》作“悼武王”，《世本》作“武烈王”；惠文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等都是多字谥。《世本》所记“元献公”也应为多字谥，献公、元公系“元献公”的省称。《越绝书》称秦献公为“元王”，当有所本。
3、《史记·魏世家》载：“三十六年，……惠王卒，子襄王立……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二十三年，……哀王卒，子昭王立。”4
《史记·索隐》云：
《系本》襄王生昭王，无哀王，盖脱一代耳。而《纪年》说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称后元一十七年卒。今此分惠王之历以为二王之年，又有哀王，凡二十三年，纪事甚明，盖无足疑。而孔衍叙魏语亦有哀王。盖《纪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为惠王后元，即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5
司马贞坚信《史记》无误，怀疑《世本》、《纪年》失载哀王一代。其实，《世本》、《纪年》记载无误，襄王、哀王乃襄哀王一君之两谥，《史记》与《索隐》误分襄哀王之历为二王之年。对此，钱穆先生考证曰：
《史记》：“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
六年卒，子哀王立。”《竹书纪年》梁惠王立三十六年改元，又十六年而卒。其后称今王，至二十年而书止。杜预《左传后序》谓：“《史记》误分惠成之世
以为后王之年。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崔述辨之云：“杜氏以《史记》襄王之年为惠王后元之年，是已。至谓《竹书》之今王乃哀王而无襄王，则非也。《孟子》书称见梁襄王，孟子门人记此书者，皆当时目睹之人，不容误哀为襄。则是梁固有襄王也。《世本》称惠王生襄王，襄王生昭王，则是梁有襄王，无哀王也。”黄式三辨之曰：“韩宣惠王子谥襄哀王，见《留侯传》。魏惠成王之子亦谥襄哀王，二君薨同年，亦同谥欤？史止称襄者，正如魏惠成王之称惠王，韩襄哀王之称襄王也。《史记》既分惠王之一世为二世，因分襄哀之一谥为二谥矣。”今按三晋之君，自梁惠成以下，率多一君二谥，且有三四谥者，黄以韩有襄哀证魏襄哀为一君，说最可信。《史》误分襄哀二君，犹如后人误以韩威侯与韩宣王为二人也。6
按：黄式三、钱穆的看法是正确的，魏襄王即魏哀王，襄王、哀王乃襄哀王的省称。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 1号墓发掘出土的汉简《年表》记载了从西周“共和”到秦统一期间各国君主的谥号、年代和大事记，只是竹简残损严重，胡平生从残简中辨识出《年表》中的“襄哀王”是一位魏王。7这为魏襄哀王是多字谥号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4、《燕召公世家》载：“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8
《史记·索隐》云：“并国史先失也。又自惠侯已下皆无名，亦不言属，惟昭王父子有名，盖在战国时旁见他说耳。燕四十二代有二惠侯，二厘侯，二宣侯，三桓侯，二文侯，盖国史微失本谥，故重耳。”9司马贞认为谥号重复的原因大概是燕国“国史微失本谥”造成的，然谥号重出的现象非独燕国有之，《秦本纪》有两惠公，
《齐世家》有两庄公，《鲁世家》有两文公，《卫世家》有两庄公，《宋世家》有两愍公、两昭公，这些现象显然不能简单地归之为“国史微失本谥”。另据《春秋》与《左传》记载，春秋时期滕国有君主滕文公（前599年—前575年），而据《孟子》记载，战国时期，滕国也有一位滕文公。汉代赵歧注释《孟子》时对此有一段解释：
滕侯，周文王之后也。《古纪》、《世本》录诸侯之世，滕国有考公麋，与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与文公相直。似后世避讳，改“考公”为“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谓之文公也。1
司马贞“盖国史微失本谥”和赵歧“似后世避讳”的推测，缺乏佐证，这种谥号重出的问题应该考虑到多字谥省称的因素。如《汉书·古今人表》、《帝王世纪》所载的周贞定王介（公元前468—公元前441年在位），《史记·周本纪》将之省称为“定王”，与前代的周定王瑜（公元前606—公元前585年在位）称呼相同，但实际上二者的谥号是不同的。
先秦、两汉文献中，同一人物常记载有不同的谥号。古今学者在校释这些文献时，往往认定其中必有误载，或改动原作中的谥号。兹举几例：
1、《说苑·正谏》：
楚庄王筑层台，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三月之粮者，大臣谏者七十二人皆死矣……诸御己曰……顾臣愚，窃闻昔者虞不用宫之奇而晋并之，陈不用子家羁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负羁而宋并之，莱不用子猛而齐并之，吴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国危，桀杀关龙逢而汤得之，纣杀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杀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诸侯，皆不能尊贤用辩士之言，故身死而国亡。2
从诸御己列举的历史事件来说，这则故事应发生在战国时代，文中的楚庄王并非春秋时代的楚庄王。钱穆列举翔实的证据，考证此楚庄王是战国时代的楚顷襄王，3其说可从。向宗鲁引宋代学者叶大庆、日本学者关嘉之说，认为文中“楚庄王”有误，《黄氏日抄》也认为 “‘庄’字不知为何字之误”。4有的学者认为战国时代不应有楚庄王。顾广圻注《韩非子·喻老》云：“《荀子》杨倞注引无‘庄’字，按庄王与
庄蹻不同时，或此庄王亦谓威王也。”陈奇猷赞成此说。5陈氏注释《韩非子·奸劫弑臣》时，认为“楚庄王”是“顷襄王”之误，“盖庄、襄音近误为‘顷庄王’，后人见楚无‘顷庄王’，遂又删去‘顷’字也。”6
2、《说苑·权谋》：
楚成王赘属诸侯，使鲁君为仆，鲁君致大夫而谋曰：“我虽小，亦周之建国也。今成王以我为仆，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仪休曰：“不可不听楚王，身死国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为民，君也！”鲁君遂为仆。7
公仪休于鲁穆公（据《史记·六国年表》公元前407年—公元前377年在位）之时相鲁，文中“楚成王”显然不会是春秋时期的楚成王。向宗鲁认为：“楚成王、公仪休相去几二百年，何由并世？‘成王’疑‘威王’之误。”8
3、《吕氏春秋·君守》：
夫一能应万，无方而出之务者，唯有道者能之。鲁鄙人遗宋元王闭，元王号令于国，有巧者皆来解闭。人莫之能解。兒说之弟子请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问之鲁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于我。”9
陈奇猷认为，这个“宋元王”就是春秋时期的宋元公佐，与褚先生补《史记·龟策列传》中的宋元王、《庄子·田子方》中的“宋元君”是一个人。10此释不确。兒说是战国时期善辩之人，《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兒说，宋人，善辩者也，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11因此，《吕氏春秋·君守》中的“宋元王”不会是春
秋时期的宋元公。此处的“宋元王”有可能是战国时期的宋王偃。《史记·龟策列传》、《庄子·外物》、《论衡·说瑞》都记载了渔者得神龟献之于宋元君之事，所指皆为宋王偃。
宋王偃在《吕氏春秋》的《当染》、《顺说》两篇与《战国策·宋策》各篇中又被称作宋康王。《吕氏春秋·顺说》：“惠盎见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毕沅注提到旧本讹作“惠盎见宋康成公而谓足声速”，并据《列子》、《淮南子》等书更改了旧本原文。1这一改动为后代许多学者所认同，现代《吕氏春秋》各注释本的正文也都采用毕沅改动后的文本。
4、《吕氏春秋·至忠》：
荆庄哀王猎于云梦，射随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夺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诛之。左右大夫皆进谏曰：“子培，贤者也，又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愿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兴师，战于两棠，大胜晋，归而赏有功者。2
荆庄哀王，东汉高诱认为是战国时期楚考烈王之子楚哀王。按两棠之战即晋、楚邲之战，3
又见于贾谊《新书·先醒》，故此处“荆庄哀王”指春秋时期的楚庄王侣无疑。高注不确。清代学者毕沅确定“此楚庄王也”，不过他认为称呼中“不当有‘哀’字。”陈奇猷先生指出，《太平御览》卷417引此作“庄襄王”，《吕氏春秋》中“哀”字或为“襄”字讹误。4
5、《战国策·赵策一》：“又使人请地于魏，魏宣子欲勿与。”5
缪文远注云：“宣”，鲍本作“桓”。吴补曰：“《韩子》、《说苑》亦并作‘宣’，恐‘桓’字讹。”6《战国策·魏策一》：“知伯索地于魏桓子，魏桓子弗予。”缪氏注：“魏桓子，名驹。《韩非子·说林上》作‘魏宣子’。朱起凤曰：作‘魏桓子’是也。《史记·六国表》云，‘魏桓子败知伯于晋阳’，《韩非》、《淮南》并引作‘宣子’，盖形之讹。”7缪氏并未指出两说对错。陈奇猷先生则认为：“《魏策》及《史记·魏世家》‘宣子’皆作‘桓子’，是，案魏无宣子。”8向宗鲁《说苑校正·权谋》注云：孙（诒让）云：“前《敬慎篇》亦作“桓”，《韩非》、《说林》及《难三》两篇、《淮南·人间训》并同，疑有二谥。承周（向宗鲁字承周）案：《韩子·十过篇》亦作“宣”。《史记·魏世家》及《索隐》引《世本》，皆作“桓”。“宣”、“桓”二字古同声通用，非二谥也。9
又《左传·成公十三年》载：“曹宣公卒于师。”《礼记·檀弓下》则云：“曹桓公卒于会。”东汉郑玄注：“鲁成十三年曹伯庐卒于师是也。庐谥‘宣’，言‘桓’，声之误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沿用郑玄之说，径谓《礼记》中“桓”当作“宣”。10
上举诸例中，学者在校释文献时，对于同一人物的不同谥号，或认定其中必有误载，或改动原作中的谥号，这种做法值得商榷。由于周代存在多字谥省称的现象，这些不同的谥号，并不能完全排除其为多字谥省称的可能。在没有更多的确切材料予以证明之前，仍需阙疑待考。
[作者马卫东（1972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吉林，长春，130024]
[收稿日期：2013年4月16日]
（责任编辑：谢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