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传记发展过程浅探
摘 要： 古典传记和传记文学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传记”的概念演变经历了由包括解经、纪事、写人这样一个复杂、模糊的界定阶段，到单指记述人物真实生平事迹的散文著作这样一个明确单一界定阶段的发展过程。文章沿着这条线索进行四溯探讨，记述人物真实生平事迹为界定标准，梳理古典传记的发展脉络及其各个朝代的发展特点和因承关系。
关键词： 古典传记 发展脉络 梳理
“传记”的概念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它除了指记述人物生平事迹的文字外，还包括解释经典和单纯记事的作品。其后各朝各代不断对“传记”含义进行了丰富和发展，最晚在明朝时，“传记”作为一种记述人物真实生平事迹的文体基本确定下来。现代文学对“传记”界限进行再次明确、完善，认为“传记”是“艺术地再现真实个体人物生平经历及性格的散文著作”[1]。笔者以这一定义为界定标准，梳理古典传记的发展脉络及其各个朝代的发展特点和因承关系。
一、先秦战国——传记的孕育期
先秦战国是文体发展的起步期，也是孕育传记的萌芽期。专门写人的传记在这一时期虽然还未正式出现，但是已经出现的文体、文类中都或多或少包含写人记事的传记因素。神话传说、诗歌、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志墓文字都可以看做早期传记萌芽。它们在写人叙事上的技巧锻炼和经验积累不仅促使传记正式形成，而且使其一登上历史舞台就达到发展的第一次高峰。
1.神话传说
在文字未产生和广泛应用之前，人们就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历史。“传记”最早可以追溯到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早期流传的《女娲补天》、《夸父追日》、《黄帝战蚩尤》等故事虽然记述的都是虚幻的神话人物，但是它们开启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先河。经过战国百家争鸣，思想解放，人的价值被凸显，于是人们由自然崇拜转向祖先崇拜，故事描述的对象相应地由神仙转向了具有杰出贡献的首领、祖先，如《神农传说》、《大禹治水》。神农和大禹仍然有被神化的痕迹，属于半神人，真正以人为记述对象的是战国后期出现的《穆天子传》。《穆天子传》记载的是周穆王西巡的史事，中间夹杂穆天子“宾于西王母”一段显系神话，可总体而言，《穆天子传》以真实人物为记述对象，记载事件大部分属实，可以看做是神话传说向纪实传记的过渡，而且它对魏晋时期出现的道教神仙传记具有直接的启发作用。
2.诗歌
诗歌中最早出现的传记萌芽跟英雄传说一样都是祖先崇拜的产物。《大雅·生民》记述了周族始祖后謖的事迹，突出描述了他在农业上的功绩。《公刘》一诗主要写公刘带领周人由邵迁幽的壮举，《绵》、《皇矣》、《大明》三篇写古公宜父迁岐、文王伐崇伐密、武王伐封的故事。陆侃如、冯沉君在《中国诗史》中称之为“后樱传”、“公刘传”、“公宜兄传”、“文王传、粉筱王传”。《诗经》以后，战国出现的楚辞《离骚》可以看做是一首自传式长篇政治抒情诗。诗中先介绍自己的世系、出生年月，接着用比兴象征手段描绘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为之做出的努力，直到理想破灭自投汨罗而亡的整个人生历程。而且诗中有大量的内心独白和心理剖析，人物性格比《诗经》时代更显鲜明。“从《离骚》的内容及其对以后的影响来看，也可认为它是自传的萌芽”[2]。
3.历史散文
先秦历史散文中也出现了传记萌芽。《尚书·尧典》中主要记载尧舜事迹，《世本》记载黄帝至春秋列国诸大夫的姓氏、世系。这些简略的记载都与人物生平有关。春秋战国出现的《左传》是叙事文学的鼻祖和典范，书中成功刻画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如晋文公、秦穆公、楚灵王、郑子产。美中不足的是《左传》为编年体的著作，以年系事，以事系人，人物事迹较为分散。其后出现的《国语》、《战国策》借鉴了《左传》的成功实践并加以完善。它们在写人叙事方面的进一步探索对司马迁开创纪传体人物传记产生了直接影响：首先，国别体的叙述方式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物事迹分散的缺点，为编年体写人向纪传体写人发展构建了桥梁；其次，记载的人物类型更加丰富，黄发垂髫、政客侠士、佞臣宠姬、商贩盗贼无所不包；在人物形象刻画上更加完整生动，尤其是《战国策》“荆轲刺秦皇”一篇，不仅人物生平交代清楚，而且运用了各种文学手法描绘人物所处的环境与人物的性格。后来司马迁在作《刺客列传·荆轲传》时几乎全篇采用了《战国策》中的这段记载。正如杨公骥先生所说：“《左氏春秋》、《国语》、《战国策》正是在历史的真人真事之中做出故事的选择，做形象的加工，从而为我国的传记文学开辟了道路。”[3]
《国语》、《战国策》中很多故事摘出来都可以成为独立的人物传记，但是它们主观写作的目的是记史而非写人，写人仍处于不自觉状态，所以只能看做是传记萌芽。
4.诸子散文
先秦诸子散文多以门派创始人或代表人物活动、言行为线索论述哲学政治思想，因此具有一定的记人叙事的传记因素。《论语》是孔子的学生或再传学生共同编写的一部语录散文，它主要记述了孔子的言行和思想，书中所写的人物、事件都以孔子为中心。“在我国文学史上，以表现一个人物为中心的著作，这是第一次出现”[4]。《晏子春秋》通过记载了有关晏子的215则故事说明其治国思想，与侧重说理的《论语》、《孟子》相比故事性更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晏子》一书，由后人摭其轶事为之。虽无传记之名，实传记之祖也”[5]。后世出现注重论说的一类传记文和清初出现的学术评传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诸子散文的影响。
5.志墓文字
早期的志墓文字内容简单，载体不一。例如先秦的铭旌、木碑、木质墓表，秦代的刑徒瓦志。铭旌是上书“某氏之枢”的旗蟠，在丧礼中树于枢前，埋葬时覆于枢上。木碑最初的作用是立于坟穴四周，辅助引棺下葬，后来又在上面书写死者姓名、爵里和简单事迹。木质墓表是专门立于坟前的标志物，书写内容与木碑基本相同。木碑和墓表是东汉碑传最重要的起源。
二、两汉
两汉是传记正式形成期，史传和杂传在这一时期先后产生。
《史记》的诞生在传记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司马迁作《史记》坚持“不虚美，不隐恶”[6]，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采用多种艺术手法烘托塑造人物，又融入了自己强烈的爱憎情感，所以他笔下的人物既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感，又有鲜明生动的个性，真正做到了文史结合。《史记》不仅明确标志着传记文的正式形成，而且将传记的发展直接由起点带入高峰，成为后世史传文的写作典范，直接诱导杂传文的产生。东汉班固编撰的《汉书》是第一本由官方下令编撰的史书。它延续了《史记》的纪传体体例，在材料选择上更严谨翔实，但是在人物刻画上不像司马迁那样注入强烈的个人情感，注重细节和个性，而是客观冷静的描述，所以它的文学性稍弱，在传记上的成就不如《史记》。
杂传①是在《史记》的影响和诱导下产生的，“其体上承史公列传之法，下启唐人小说之风，乃传记之重要发展也”[7]。西汉时出现的杂传种类和数量比较少，西汉刘向编订的《列女传》《列士传》是最早的类传，出现在《汉书》之前的《东方朔别传》是已知最早的散传，到了东汉时期，碑传才开始出现。碑传与其他杂传的形成过程稍有不同，虽然它受《史记》的影响，但其直接起源是先秦出现的记录死者身份家世和简单事迹的木碑和木质墓表。东汉兴起的厚葬之风是促使志墓文字转变成碑传文的直接动因。厚葬之风起源于儒家对孝文化的提倡，在崇丧重孝思想的引导下，孝子孝孙纷纷为逝世的先辈立碑留名，在刊刻的内容上接受了纪功石刻、铭文“书善不书恶”的倾向，将逝世先辈的生平、德行、功业详细地记录到碑文中，于是简单的志墓文字演变成叙述死者生平兼歌颂功德的碑传文，并且迅速发展成熟。东汉蔡邕就是一位碑传大家。
明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行状》中指出：行状“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之祥，或碟考功太常使议谥，或碟史馆请编录，或上作者乞墓志碑表之类皆用之也”[8]。根据徐师曾对行状的定义，行状也应该划入广义的碑传文。但是汉末开始出现的早期行状与记录死者生平并无关系，而是地方推举人才时所附的文字说明，例如《裴瑜行状》：
瑜字锥磺，聪明敏达，观物无滞，清论所加，必为成器，丑议所指，没齿无怨[9]。
这类记录推举对象品行的行状描述简略片面，毫无人物形象可言，因此还不能划入人物传记之中。徐师曾所说详细记录死者生平以求谥求传的行状在魏晋时代才开始出现，唐代时人物形象逐渐丰满，正式步入传记队伍之中。
三、魏晋——杂传异军突起
由于官方控制严格，魏晋史传开始趋于没落，杂传异军突起，大放异彩，逐渐代替正史史传占领这一时期传记发展的主力军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传作品主要集中在《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和《魏书》五部正史中，其中前两部的传记成就较高。《三国志》是由三国鼎立时期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有重要影响的六十五位人物的传记构成的。陈寿善于选取传主的代表事迹和典型细节来刻画人物，文学性和史学性都很高。南朝范晔所作的《后汉书》传主多达500人，新增了《文苑列传》、《方术列传》等七个类传，更加广泛地展示了东汉各类人物的精神风貌。而且《后汉书》是一部私家著述，写人叙事较为自由，褒贬颇有见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汉书》、《三国志》刻画人物缺乏感情色彩的不足。在范晔之后，统治阶级对史书撰作要求与控制的日益严厉，使得史传作者只能在编写中努力实现统治者的政治表达需要，为显者隐，为尊者讳不可避免地成为史传的创作原则之一，史传作者个人意志难以实现，所以《宋书》、《南齐书》、《魏书》都越来倾向于纯历史著作，文学色彩无法与前四史相比。史传开始走上逐渐僵化的道路，传记创作的主力军地位被异军突起的杂传取代。
魏晋时期杂传迅速发展，墓志、家传、自传等几种重要的杂传小类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杂传的整体创作量也比汉代有很大提高，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四方面：首先，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一般不为生人立传，而且为了避嫌，传文往往由他人执笔品论。所以魏晋以前的传记多是在传主死后由政府下旨或作者主动为之撰写。魏晋时期出现了继战国之后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追求个人价值和个性解放的倾向进一步凸显，不仅生人立传、求人作传的现象明显增多，还出现打破世俗、大胆为自己扬名的自传文。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再次，思想解放动摇了儒学的统治地位，佛道兴盛，反映在传记领域里表现为出现大量僧尼传记和道教神仙传记，如《高僧传》、《紫虚元君魏夫人内传》等。最后，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为杂传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规定吏部选用官吏必“征其人居，及父祖官名”[10]，也就是说政府选举官员主要考察个人品行和家世背景，正所谓“有名者入青云，无闻者委沟壑”[11]。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使自己的才华德行被更多人知晓，请名士作传无疑是最好的一条捷径。除了为自己作传外，他们还请名士为逝世的先辈作传，通过追溯祖先功德抬高自己的门第家世，最终目的是在人才选拔中脱颖而出。某些高门世族开始为自己的家族修史作家传，他们别渊源，定贵贱，并以此为依据相标榜，巩固自己的门户地位。大量的别传、碑传、家传应运而生。最后，《左传》、《史记》在叙事写人方面的成功实践和示范，吸引大批文人转向传记创作是杂传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唐宋——传记的文学性变革
唐宋是古典传记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繁荣，统治者对修史比较重视，二十四部正史中有一半都是在这一时期编纂完成的。加上采用纪传体的非正史类史学著作和宋代开始定型的地方志中的传记文，史传文的撰写十分发达。令人遗憾的是，唐宋史传文依然表现出强烈的钦定色彩，缺乏个性和独立性，内容和形式凝固僵化。比较值得瞩目的是在“古文运动”背景下，杂传文的变革和发展。
唐宋杂传中成就显著的是碑传和别传。碑传文是一种记叙死者事迹、表彰死者功德的社会应酬文体，魏晋以来一直颇受人们重视。骈体文注重形式、辞藻华丽的特点正好迎合了其歌功颂德的写作要求，所以自碑传产生定型的东汉时代起就多用骈体所作。但是骈文讲究对偶用典，拙于细致生动地描写叙述，魏晋六朝文人一味追求竞骋文华、争奇斗巧，使碑传文几乎完全丧失了写人叙事的传记功能。“古文运动”的目的是变革魏晋以来不断走向“假、大、空”的骈体文风，于是韩柳欧苏等古文学家们选择碑传文作为“古文运动”的主要阵地，创作大量新型碑传文，如《柳子厚墓志铭》、《段太尉逸事状》。革新后的碑传文在语言上由骈至散，写作重心从排比夸饰、彰显功业转移到以细节描写为主，运用虚实结合，烘托，对比，渲染等多种文学艺术手法刻画生动个性的人物形象，在传主选择上，由帝王将相、权门高士扩大到社会底层的各种小人物。借着“古文运动”的东风，汉代记录推举对象品行的行状文正式迈入碑传的行列，别传文在写人叙事方面也有很大改进。总而言之，韩柳的“古文运动”为唐宋的杂传文注入了更多的文学色彩，将传记由历史文、应用文向文学方向拉近了一大步。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唐宋杂传文的繁荣发展促进了一些相似文体的衍生，比如拟人物传和唐传奇。拟人物传是将物体比拟成人，并按人物传记体例为其作传，像韩愈、陆龟蒙为毛笔作的《毛颖传》、《管城侯传》，司空图为镜而作的《容成侯传》，王禹偁为桑树作的《乌先生传》，秦观为酒作的《清和先生传》。唐传奇是根据前代文献记载或当代传闻中的奇人奇事，扩其波澜，施之文采，加以虚构形成的人物小说，其描述对象不一定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像《莺莺传》《李娃传》《汤保衡传》。这两类文章虽然都以传命名，行文特点也与传记十分相似，但它们不具备传记文写人纪实的基本特点，因此不能划入传记之内。
五、元明清——稳中有新，数量剧增
元明清时代的正史史传作品主要集中在《宋史》《元史》《明史》《清史列传》中，它们依旧延续前代官修史书的路子平稳发展。杂传方面，元代创作稍显暗淡，明清则继承了唐宋人的改革成果，虽然总体上缺乏具有代表性的佳作，但是在创作数量上急剧增多，传记种类上也有新发展。
首先，明清文人杂传的创作量是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的。汉代碑传大家蔡邕写过的传记作品不到20篇，唐代韩愈在杂传创作上投入极大热情，终极一生也不过81篇。明代王世贞单是《兖州四部稿》中附载的散传就不下200篇，此外他还著有《嘉靖首辅传》、《皇明名臣琬琰録》两部专门的人物类传。清人传记更是汗牛充栋，屈指难数。“现存的清人传记汇编如《清史稿》、《清史列传》、《国朝耆献类征》、《碑传集》正、续、补编，《八旗通志》、《清儒学案》、《满汉名臣传》等都卷帙浩繁，有传记可寻的清代人物有四万多人，这还是很不完全的统计，地方志、文集中的尚未包括在内，实际数目还要大大超过”[12]。明清文人的大力创作使传记真正普及开来，成为最重要的文类之一。
其次，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明清传记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明代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商品经济发达，商人数量增多，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明代商人普遍表现出崇儒的倾向，很多世代行商的家族在发迹之后鼓励子孙读书改走仕途，还有一部分商人本身就是读书出身，被称作“贾名而儒行”的儒商。终明一朝，文商交往十分密切，文人文集中的商人传记也随之增多，其中最具代表的是汪道昆和王世贞。汪道昆的《太函集》有传记235篇，其中为商人而作的112篇，《兗州四部稿》、《兗州续稿》共有传记316篇，其中商人传记占64篇。明人文集中的女性传记规模比较庞大。据《论〈四库〉明人文集中女性碑传文》一文的统计，四库集部中的女性碑传文有1100多篇，别传至少有150篇。从类型上来看，主要以记述死者生平的碑传为主，从传主的选择上来说，主要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官妇贵妇和妇德尤为突出的中下层的普通妇女，如《一品夫人常氏圹志铭》、《封太淑人李母王氏墓志铭》、《赠中宪大夫邵武府知府吴公暨配李恭人墓表》、《周贤母传》、《张义妇传》、《陈孝妇传》和《跋徐烈妇传后》等。女性传记数量的增多从侧面反映出社会思想的变化和女性价值地位的提升。
除了商人传记和女性传记增多外，明末清初杂传文中又新出现了一批反映满汉斗争的人物传记，如顾炎武的《吴同初行状》，黄宗羲的《仓水张公墓志铭》、《路周明墓志铭》，魏僖的《许秀才传》、《江天一传》、《高士汪沨传》，邵长蘅的《阎典史传》等都是歌颂抗清殉国的节义之士。顾炎武的《书吴潘二子事》是吴炎、潘柽章二人的和传，其中详细记载了庄廷龙《明史》案的始末，谴责了清朝统治者为了消灭反清意识对江南文士的血腥镇压。这类传记文感情强烈，极富感染力。此外，黄宗羲的传记作品中有几篇是专门记述学术界人物的，如为古文家李文胤作的《李杲堂先生墓志铭》，为名医高斗魁所作的《高旦中墓志铭》，为史学家谈迁作的《谈儒木墓表》，这些传记文着重介绍了传主在学术方面的特色和成就，开学术评传的创作的先河。
综上所述，先秦两汉是古典传记的萌芽期，在这一时期，写人叙事的技巧得到锻炼。两汉是传记的形成期，《史记》的诞生既是中国的古典传记正式形成的标志，又是古典传记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还刺激引导了杂传的产生，自此，古典传记分为史传和杂传两个系统，各自相对独立发展。魏晋史传由于受到官方控制，开始趋于没落，杂传得到发展，种类明显增多。唐宋史传数量可观，杂传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写人叙事的特点得以凸显，技巧更成熟，文学性不断增强，成为古典传记发展的第二次高峰。明清在继承前代改革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行，文人杂传数量尤为庞大，促使传记真正普及开来，成为最重要的散文文类之一。
注释：
①杂传是史书传记之外所有传记文的统称，包括自传和他传，他传中又包括散传（依附于文集或书序中的单篇传记，也叫别传）、类传（同类人物传记合集）、碑传（记述死者生平的墓碑文、墓志、墓表、神道碑、诔、行状等）、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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