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人的长寿意识（上）
对生命或长寿的思考是文明人类的一项最具普遍意义的课题。这一课题，在社会发展处于上升曲线状态下的汉人和唐人那里，得到愈来愈强烈的反映。作为这一反映的两项最具历史意义的成果，一是中医理论、药物学著作的不断推出，二是临床药物、医疗手段的联翩出现。
当然，也无须多言：没有国家的坚强支持、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力铺垫以及社会医药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汉、唐的医学是难有成绩的。
中国最早的官方医药卫生机构大致出现于周代，这见载于《周礼》。后世国家医事机构的建制便大体依据《周礼》而变化发展。西汉时，承秦制在太常寺和少府设太医令。属于太常寺的管理全国医事，并为百官治病；属于少府的专管宫廷医药，替皇室成员看病。因史料不详，其具体活动不甚清楚。
西汉前期的皇帝对医术多取无所谓的态度，甚或予以排斥；但到后期情况有了好转。《史记·高祖本纪》记有迷信天命的高祖刘邦拒绝就医的例子。汉武帝信神仙方道胜过信医，但也不反对医师治疗。汉文帝曾诏问淳于意(仓公)，征询医术的究竟。到了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汉宣帝特颁诏表示对遭受瘟疫的百姓的同情，“毋出今年租赋”。平帝时也发过一次诏令，为“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置医药”。时在元始二年(公元2年)。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首次由官方组织的大规模医书收集整理工作，也发生在西汉后期。《汉书·艺文志》记汉成帝的侍医李柱国校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另有房中家十八家三百九十二卷。如此大的工程，当由朝廷出面组织才行。《汉书·平帝纪》则记元始五年(公元5年)诏令征集天下藏书，指明包括本草在内。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西汉前期完成了一部最早全面阐述中医理论的名著一《黄帝内经》。按照一般研究者的看法，《黄帝内经》草创于战国时期，历代不断增补，至西汉前期最终定型。它包括《素问》与《灵枢》两部分，各八十一篇，主要阐述人体解剖、生理、脉学、病因、病理、疾病症状、诊断、治疗、预防、养生等方面的内容，为中医学理论建立起脏腑学说、经络学说、气血学说、阴阳五行学说、病因学说及诊治法则，表现出朴素的辨证唯物主义观点。英国李约瑟博士评价说：
公元前2世纪，正是中国最伟大的传统药方收集的时期。特别是《黄帝内经》。这与希腊的诡辩家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它已经成为随后2000年中国医药学的基础。
另据日本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载，公元701年，《黄帝内经》已传到日本，成为医学校的主要教科书。
《黄帝内经》的《灵枢》(原名曾作《针经》)，大量论述中医具有悠久历史的医疗手段——针灸，为以后针灸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196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满城西汉早期中山靖王刘胜夫妻墓中，出土了保存完好的四根金针及残缺的五根银针；1973年，又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初期三号汉墓出土四种有关经脉与灸法的记述文献。这为《黄帝内经》的论述，提供了最贴近的实物证据。以针刺用具和针灸著作陪葬。反映出汉人对生命的重视。
中医针刺在上古三代就已出现，山东微山两城镇发现汉画像石《扁鹊刺针》(如图)是春秋、战国之际针刺被广泛应用的明证。不过那时所用针具当为鑱石，而西汉刘胜墓出土的金、银针，则是中医针刺走向成熟与精致的一个标志。
此外，西汉还出现了《难经》一类的医学著作。《难经》与《黄帝内经》都涉及到解剖学理论；特别是《黄帝内经》“对人体的解剖，尤其在局部解剖和表面解剖方面已有相当建树。而欧洲在十六世纪以前还很少实地解剖人体(据说欧洲最早的一例尸体解剖作于1302年)”。在这种情况下，在东汉末出现富有传奇性的外科专家华佗(他首创应用口服全身麻醉剂——麻沸散)，决不是偶然的。
而在华佗之前的西汉初期，即公元前2世纪出现的“神医”淳于意(仓公)，在医治病人之际，还不忘详细记录病因、症状及治疗手段和所用药物，是中医史最早重视病历并予以较为详细记录的医家。他留下的《珍籍》二十五例病案，为后世医家所珍惜效法，由此渐形成中医学的医案学。司马迁在《史记》里将他与春秋战国之际的“神医”扁鹊以跨时代的链接并列，表明司马迁对他所具有的科学精神和所表现的人文关怀的推崇。